媒体报道,统计信息显示,宝马、菲亚特-克莱斯勒、福特、通用汽车、丰田和大众迄今为止共召回了近1500万辆汽车,仅通用汽车公司就召回了700万辆。

看到召回如此巨额的1500万辆的数字,有人不免对于汽车市场的汽车质量担忧。笔者想在这里提出的是,汽车召回并不意味着汽车质量的低劣,恰恰相反,随着被动、主动召回增多的现象,体现了中国车市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消费者正在逐步被车企作为“衣食父母”给予尊重和服务。

[丁华杰:无需过分担扰“1500万汽车召回”]

汽车召回的事件已经从前几年的稀罕物变成了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因为产品的投放问题等情况都可以让汽车召回,这些情况可能源于汽车制造商设计不良、制造不良、集成不良等诸多问题,由于汽车自身庞大的集成系统,诸多大大小小的毛病也让消费者逐渐接受。

多方压力促使汽车召回

很多人可能认为,一些汽车制造商主动召回是不是“良心发现”,事实上让汽车制造商主动发现良心太难了,汽车制造商能够做出妥协进行召回,有三方面的外部压力。第一点是来自政府监管机构的压力。几年前克莱斯勒曾经拒绝监管机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汽车召回,有报道称称克莱斯勒汽车曾经在1999年和监管机构就召回问题打官司,并且获胜,此次的产品致使数十人死亡(NHTHA称51人,克莱斯勒汽车称21人意外死亡)。

第二点是来自消费者的压力,这点应该属于做出改变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在监管机构质疑后,心中的疑虑很难能够消除,特别是成熟汽车市场,消费者对于汽车的要求较高,可选择的面也很广,对消费者的喜好和态度,只有充分地重视了,才能够取得相应的成绩。

第三点,来自经销商的压力,虽然召回让经销商在更加繁忙,但是毕竟召回带来的损失还是整车制造商承担为主,而召回给予更加安全完善的产品,来防止消费者闹事、防止消费者流失,对于经销商才是最终为重要的。

“超级集成”让汽车故障不可避免、但应尽量减少

前不久,笔者在和一家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交流的过程中,该工作人员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成果,并且很自豪对我说他们的汽车质量非常不错,“百车故障率103左右,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

百车故障率顾名思义也即使一百辆汽车里面,平均故障的个数是103个,平均下来,一辆车有1.03个故障或者叫毛病。这个数据对于很多人来讲都很惊诧,这不是意味着所有车辆平均下来都会或多或少的问题嘛?

事实上就是这样,这是相对优秀的汽车制造商的数据,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故障率可能更高于这个,这个数据很少有企业公之于众,但是对于行业内部的人士都很也能清楚,可能有我们看得见的大毛病,也可能是车主一辈子也看不到的小毛病,比如说制造过程中不显眼的磕磕碰碰。汽车,这个工业之花,能够集合如何多的行业于一身,自然就有着各种各样想不到的或大或小的缺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言,召回,针对非严重故障的召回,在一定程度上来言,并不是意味着“产品质量低劣”,而更是一个企业负责人、法律制度完善的表达,从这个层次上面来言,针对于2013年四个月来中国众多的主动、被动召回事件,我们都应该理性地看待,而不是拿着那种“绝望的眼神去旁观”。

生产厂家主动或被动地召回所生产的汽车,对消费者而言,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在国外,召回的基本原则是保护消费者,而不是保护厂家。美国汽车的产业发展和国内的汽车消费环境是相辅相成的。消费者尽可能地去发现汽车可能存在的隐患,进而向汽车厂商发难,而汽车厂商为了不让消费者抓到把柄,就千方百计地保证每辆车的出厂质量。正是无数这样的案例堆积才成就了美国今天成熟的汽车消费环境。十年前美国的《汽车保用法》就是在这种博弈中诞生的。该法规定,汽车在保质期内如果存在的质量缺陷达到一定程度,修理三次仍不能排除故障时,车主可向厂家或经销商要求换车或退款。

当然,诸多的召回事件,也体现了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多家汽车企业为了能够在未来市场里有着自己的一个份额,能够有饭吃,必然会更加努力去服务消费者,给予消费者更多相对公正的召回机会和服务,这点在前几年,中国汽车市场大肆扩张的时候,体现不出来,在当下,则表现的相对明显一些,也说明,随着诸多行业内外人士的努力,中国汽车市场上的消费者正在逐步被作为“衣食父母”被尊重,这是一个成熟市场应该具备的特点。

政府在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担负起完善法律、规范市场的义务

中国汽车发展在近十年来及其迅速,而过去十年的历程也被多为同行称之为“中国汽车黄金十年”,这个时候来言,面对巨大的市场蛋糕,中国的消费者能否被诸多的车企、经销商服务,则是验证这个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政府明文规定的召回制度开展,特别是切实落实好汽车三包法规制度,中国的消费者的权益才有了一个相对可依的依据,虽然诸多层面尚有很多瑕疵和不完善之处,政府总算开始在这个层面努力。这点对于撰文促进政府勤政、有所为的笔者来讲,也算有点安慰,希望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在逐步缩小与实际著名汽车制造商技术上面差距的同时,能够在市场环境、政策法律框架上面都能够有所完善,给消费者一个立体的健康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