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5日,重庆市长寿区一居民小区发生一起女孩摔打男婴,并将男婴从25层高楼扔下的恶性事件。所幸婴儿落在楼下草丛中,身受重伤而没有死亡。这起事件发生后,肇事女孩的行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谴责。许多人相信,能做出那种事情的绝非正常孩子,一定有某种邪恶品性。

邪恶品性这个词,也出现在人们对其他一些突发事件(案件)的评价之中。暴力伤害案件、杀人案件,虐童事件,公交车纵火事件,案犯(嫌犯)常常被描述为有别于正常人的作恶者。而一些学者和媒体则倾向于将案犯(嫌犯)描绘为社会问题、教育体制的受害者,是因为糟糕的外部境遇导致他们(她们)选择了报复他人(社会)。这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解读,其实都可归为决定论,一个是内在特质决定论,一个则是外部环境决定论。

在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三大巨头之一的特里·伊格尔顿看来,两种解读都不正确,将人或外在环境轻率的打上邪恶(诱因)的标签,都属于思维偷懒,更危险的是,让“邪恶”变得抽象化、神秘化。

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作品曾引进到我国内地出版,受到理论界和大众读者的欢迎,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引进了他的新作《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这本新书从当代世界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及各种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入手,逐渐深入剖析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邪恶概念的分析解读。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没有采用传统的学术分析方式,也打破了一般的学术常规,大量分析文学和影视作品的“邪恶”案例,包括莎士比亚剧作,近现代的经典小说,以及当代的科幻和悬疑小说。伊格尔顿通过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邪恶典型,分析探讨出邪恶的本质特征和构成要素。

英国曾发生两个10岁的孩子虐杀一名刚学会走路的婴孩的事件,包括侦办此案的警长在内,不少人也声称作案少年一眼看上去就是邪恶的。而在更早之前,爱德华·邦德的戏剧《拯救》也有类似剧情。伊格尔顿分析指出,邪恶不是抽象而神秘的,而是整体的人类存在。他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邪恶繁荣于那种更加自由的个体。一个拥有更先进语言及其他工具装备的族群,要发展地更快更远,从而获得了如同上帝般的创造性力量,接下来就是“永无休止的过快发展的危害……触角伸得太远,以至于所得到的将是一片虚无”。也就是说,技术进步、资本扩张、欲求提升,都在冲击原有的有限性,人们很难把握理性范畴,以追求自由为名挣脱种种束缚,也因此产生和滋养了超出预控的邪恶。

更为可怖的在于,邪恶很多情况下还与“可憎的无限性”相关,“拒绝接受我们作为自然、物质性存在的道德”,拒绝接受缺憾性,希望获得完美。伊格尔顿认为,根本的邪恶可以称为一种无限意志,将所有有限的事物、妨碍视线完美的事物统统定义为绝对障碍,并力图消灭,也因此使得邪恶与毁灭实现了多重的关联。

与根本的邪恶相对的,是平庸的邪恶。“通过嘲弄与毁灭,为自己获取一个替代性的自我认同……用一种怀有恶意的愉悦将所有一切劈成碎片”,这种犬儒化的作恶也非常常见。而这本身是后现代社会无聊、无深度、无意义的重要文化特征。在伊格尔顿看来,与近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而今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题材、游戏题材充斥着更多的邪恶,“吸血鬼、木乃伊、僵尸、腐烂的尸体、发狂的笑声,恶魔般的少年,血淋淋的壁纸、乱七八糟的呕吐物”,等等。大众对庸常题材不感兴趣,只有那种最激烈突破社会禁忌、同时突破多项社会法则的故事才能赢得更多的崇拜。“那些处于本体论痛苦,又将其转嫁到他人,作为自我逃避方式的人”,是邪恶的,旨在“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投射”。人们凭借邪恶题材故事,得以暂时克服“精神麻木的单调”,并变得更加的空洞无聊。

平庸的邪恶的危险性在于,无聊的持续,让你沉闷,逐渐丧失对复杂的情感观念的感知。这才是为什么许多犯下严重罪行的人特别是年轻案犯,在面对媒体镜头,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发言时,流露出的是对个人、他人(受害者和围观者)、社会和意义的漠不关心。

书籍信息:《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英)特里·伊格尔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