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是鲁迅先生为萧红(1911—1942)《生死场》写的推荐序中的文字。其中的“观察”和“越轨”似乎也是萧红一生的写照,她对生活的观察体悟,点点滴滴都融成了笔下奇崛的文字,没有她的笔锋所至,怕是生于此中的人们也难以发觉原来这冷得发慌、饿得发慌的世界也是这番生猛有趣;而她的越轨,则吸引了世人无数刻薄的眼神,少年时的懵懂反叛、青年时的走投无路皆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消费,消费她的故事胜过消费她的文字、思想。

关于萧红的传记性文字不下70余种,种种立场、观点,或褒或贬大致还原了萧红一生的经历,幼年丧母,在祖父那里得到童年唯一的温暖,而后与父亲对抗行骗才得以上中学,后又因违抗父命走上了逃婚流浪的旅程,从此与家庭的温暖隔绝。萧红一生的悲剧从此开始,少不更事之时无人指点关心,错走的人生道路,让她赔上了一辈子的身体健康。悲苦的际遇令萧红更加深了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在梦里都在写句子的萧红,文学才华在遇到萧军以后,渐渐崭露锋芒,后得鲁迅指点帮助,名动上海。这分明是一个美好生命的开端,但她的精彩还未来得及绽放,便过早地萎落了。

萧红这样的奇女子,断不属于视觉尤物,她的美在于灵魂、在于流浪,因而相较电影,我更愿意看《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一书。作者邹经是懂得萧红的,她懂得她“跳跳攒攒”的明媚童年、懂得她青春期的反叛与对未知的恐惧,她也深深地理解萧红在绝境之中与萧军相遇产生的依恋式爱情。这种懂得并非凭空而来,是要参阅大量关于萧红的记述性文字,同时还需要一颗慈悲的,能体味孤独、体味痛苦的心。

在《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中,邹经也是率直得可爱,颇有初生牛犊的风采。比如,她为当时一众文人对萧红文字的鄙薄颇为不满,便说“将萧红和萧军比较,本就是将天比地。‘无招胜有招’的灵光和‘流氓打架’的胡来,哪里就有了可比性”,这一句想必是通读了萧军、萧红的诸多作品才有的断言。她激赏端木蕻良的文学鉴赏力,便有了“要知道端木蕻良年轻时落落寡合、恃才傲物,一向以我行我素的真面目示人,时有批评过分的刻薄,但绝不违心褒扬。端木对萧红的推重,在今天看来,正符合萧红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者率性的文字,令这本传记有了自己的灵魂。

民国时期,虽然大环境一片萧条肃杀,人心却是纯朴的,围绕在萧红身边的这些人物,都是一派天真。相比像个大男孩一般的萧军,端木蕻良更懂得萧红。对于文者而言,真心懂得自己、欣赏自己的精神伴侣当比生命更重要。端木蕻良在萧红过世后曾做词:“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书中,作者也感慨,不论是萧红、萧军还是端木蕻良,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至情至性之人,活得真实洒脱,只是他们这一番相遇,若是能改换在他们全部心智成熟以后,一切故事都将不同,文字的碰撞也将演绎不同的结局。萧红还未及真正长大就已离开人间,如今我们只能流浪在《生死场》、《呼兰河传》的悲凉之中,慢慢体悟这位民国才女灵动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字远比她的经历更精彩,但只有了解了她的经历才能更好地理解她文字场景中的种种映射,理解她对生活、对爱、对一生际遇的种种隐讳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