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后的二次“大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条款不但大幅扩容,从225条增加到290条;还针对人们关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等热点问题作出修改。刑诉法堪称国家“小宪法”,此次大修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举国上下倍受瞩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前,有一些条款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其中被议论最多的当数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条款。结合我市反贪工作实践,就新刑诉法规范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有关内容汇总一些相关的问题。

一、反贪工作面临监视居住新规的现实挑战

(一)监视居住执行场所的两难选择

根据新刑诉法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适用监视居住只能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住所或者指定的居所(无固定住所的情形)中执行,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变相羁押,也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留置室等羁押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目前,各地检察机关的监视居住地点绝大多数是由本机关严密控制的固定场所,在我省主要是各省辖市院的侦查指挥中心办案工作区。严格地从法律角度上讲,这些场所不能说是“指定的居所”,新刑诉法实施后就不能再用于执行监视居住。贪污贿赂案件的取证难度要高于一般案件,如果不能切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外界联系,那么在通讯条件高度发达的今天,串供、毁证等妨害诉讼的行为将在所难免。摆在反贪干警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不按法律规定执行监视居住以顺利调查取证;要么就依法在法定场所执行而任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妨害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会见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监视居住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果会见其同居配偶或委托律师,则可不经侦查机关批准。这样,检察机关同样面临上述二难选择。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刑事诉讼法作出重要修改后,切实贯彻执行是关键。因此:

一是今后办案工作区只能用于拘传、传唤,不能继续打在办案工作区执行监视居住的擦边球,也不能再走租宾馆房间执行监视居住的回头路。

二是在坚持“少用、慎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建议考虑利用检察机关自有的其他场所,如培训中心、会议中心、警示教育基地等居住设施,在进行必要安全改造后执行监视居住。

三是本着“就近、便捷、安全”的原则,居住地点应与侦查指挥中心或办案工作区相区别,在监视居住期间仍然可以依法将其拘传至办案工作区进行讯问。

四是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考虑借鉴香港经验,在外设置专门的安全屋,作为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专门场所。

(二)监视居住的执行错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的监视居住必须由公安机关执行,新刑诉法延续了这一规定。现行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也都明确地规定了公安、检察两机关具体办理和移送监视居住对象的有关程序。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没有将监视居住对象交给公安机关执行,而是直接代为行使了这一职权。

(三)监视居住的备而不用

根据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反贪案件中,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在少数,可实践中却很少采用监视居住。新刑诉法实行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使用将进一步降低,甚至走向弃而不用的尴尬境地。

二、监视居住执行中存在的现实隐忧

1、可能侵犯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往往不是“单身居住”,而是“混合居住”。就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就涉及到“单身居住”、“混合居住”和“第三人”三个概念。所谓“单身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跟第三人居住在同一住所;所谓“第三人”是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如配偶、父母、子女等。由于,刑诉法对监视居住的依据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而统称为“居住”,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有固定住所,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都可以被监视居住。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权,却忽视了“混合居住”中“第三人”的存在。

2、执法思想和执法水平短时难以适应工作要求

一些侦查人员头脑中旧的执法观念未彻底转变,工作中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追求办案数量、忽视办案程序,忽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一是重结果、轻程序。二是口供依赖。三是利益驱动。

三、监视居住新规的突破方向和破解途径

新刑诉法对监视居住的进一步规范,使反贪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我们转变执法方式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破除传统的执法观,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

反贪部门要紧紧抓住刑诉法修改这个契机,把执法理念的转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从思想教化、典型引导、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整体谋划,真正让每名反贪干警都成为转变执法理念的“主角”,把新理念的要求具体化,细化为执法办案各个环节、各个细节的具体要求,并实行严格的责任考评,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执法理念的要求变成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工作习惯。其次,是在办案中把“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落到实处,慎重采取强制措施,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二)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讯水平

1、侦查重心前置,把案件突破的工作重点放在初查阶段的证据准备上。建立以无罪推定为前提的成案意识,改变侦查模式,真正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侧重把突破的工作重心放在口供认罪之前的准备工作上,围绕主要线索,收集尽可能多的突破“炮弹”,周密计划,善用掌握的证据,将大量工作完成于“十二小时”之前。

2、合理掌握传唤犯罪嫌疑人的时机。案件线索经过秘密初查,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后,要选准合适时机和地点,及时、安全传唤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于未反应之时。

3、合理安排讯问人员。根据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对象以及嫌疑人的不同表现,安排不同的审讯人员负责讯问,以此充分发挥干警的审讯特长来突破案件。

4、加强侦查技术装备的建设,合理运用技侦手段。要在指纹、笔迹鉴定、会计鉴定、心理测试等方面加大投入,提高侦查的科技含量。同时适时运用技侦手段,采取诸如秘密摄像、录音、电话监听等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人、物进行监控,以观察和记录有关案件真实情况,提取和固定证据。

5、加强侦查工作信息化建设,强化情报开发利用。狠抓反贪情报信息工作,不断提高反贪侦查员的情报意识、科技意识及运用意识,有针对性地加强反贪情报信息基础工作,整理涉案信息源,强化综合分析运用,实现情报引导侦查。

(三)增强侦查取证意识,提高运用固定证据能力

要提升侦查取证意识,将反贪侦查工作向后延伸到公诉环节,以公诉乃至审判环节对证据的要求来调查取证、固定证据,使所办案件立得起、诉得出、判得了。从证据的“三性”出发,结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重视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固定。实践中要做到三个方面,首先是强调全面收集证据,锁定证据链。其次是实施科技强侦,用多种形式保全证据。在侦查活动坚持同步录音、录像、照相,做到逢审必录,用视听手段保全证据,说明侦查过程的合法性,确保证据证明力,减少和杜绝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机会。最后是与公诉、侦查监督等部门密切配合,形成证据审查把关的有效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