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沿长江走访重庆、武汉、合肥、上海等地了解到,在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存在活动多、项目少,洽谈多、落地少的现象。有些企业利用地方政府引进企业的迫切心理,抬高要价,在享受地价、税收优惠后,却未能实现其所承诺的发展当地产业的目标。

专家认为,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实现地区产业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的双赢,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谨防“拉郎配”“毒鸟西飞”“盲目造城”等倾向。

政府“拉郎配”企业走马观花

随着沿海地区用地、用工、资源成本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品内销型企业成为沿江转移的先行军。长江经济支撑带战略成为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契机,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产业发展定位不清,企业趁机哄抬要价等新问题。

上海产业转移促进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来,四川、贵州、广西等多个省份的招商代表团来到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希望能够引进企业转移到当地去。“一般代表团的级别都很高,分管市长全部到位,场面积极热烈,但最终落地的项目并不多,代表团回去就没声音了。”他说。

代表团一波接一波,项目落地少之又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企业没有真正做过当地调研,对中西部地区管理与配套环境相对落后的惯性认识导致有转移意愿的企业较少;二是当地政府没有分析企业的所需所想,以及当地的地区、资源、市场优势,双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

与此同时,一些有转移意愿的企业则开出了苛刻的条件。成都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项目综合部部长刘振兴告诉记者,转移的优质企业肯定为成为争抢对象,一个项目出来,成都、重庆都会主动对接,甚至成都的几个区为了项目能够落在本地,都竞相给出更为优惠的条件。一些企业正是利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抬高要价,要求减税优惠等政策支持。

“类似的情况并不是个案。”都江堰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副主任唐瑶说,有企业享有了当地的优惠条件后,所承诺的发展当地产业的目标并未实现,政府部门也在总结经验教训,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选择项目更加理性,避免损害政府和公众利益。

专家认为,推动产业转移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要分开,不能政府牵头带着各分管部门走一趟就结束了,企业和政府想的不一样就是“拉郎配”。受错误的政绩观影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尤其是政府干预的手伸得过长,利用土地、税收、补贴优惠等吸引企业,结果不是双赢,而是双输。

上海市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总顾问陈青洲说:“主动转移的企业往往是生产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如果本身就生存困难,连搬迁费也没有,能够转移的企业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只有把环境搞好了才能促进转移,政府部门需要做的是‘无事不插手,有事不撒手,好事不伸手,难事伸援手’。”

求项目心切谨防“毒鸟西飞”

专家指出,如果随着产业的梯度转移导致了污染梯度转移,其给水生态环境以及沿线居民饮水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将是不可逆转的。化工产业大多泽水而居,当前长江沿线产业梯度转移需谨防“毒鸟西飞”。

陈青洲说,来上海招商的代表团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上海老大哥帮帮我们,你们不要的项目漏一点给我们吧”。上海转移出去的一定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思维比较常见,但这样的产业本身生存空间已经很小,等到侵占了当地资源,又给当地造成污染,再去甩包袱就十分困难了。

陈青洲认为,上海不要的产业,中上游也不应该要,要转移就要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企业转移是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企业的发展蜕变,地方吸引企业转移是为了升级转型。比如,飞利浦公司将小型家电和医疗保健类家电的生产制造中心落户在成都,并不是因为这一类产品即将被淘汰,相反是因为其更符合成都“悠然生活”的城市定位,进而开拓了小家电市场。又如,上海一家生产农产品的公司,把金针菇业务转移到都江堰以后,其所生产的金针菇供不应求。随后,公司在都江堰投资扩大了30倍,迎来了企业发展的新阶段。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对于中国来说是常说常新的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现代化,各个领域内的创新都是重点。尤其需要重视加强环境保护,否则急功近利就难以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长远和当前的关系。”安徽省“皖江办”专职副主任华克思认为,沿江各省开发不能再走靠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靠拼资源、拼优惠,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发展起来的落后产业必定走不长远,还是需要依靠释放改革红利,提升政府管理能效,走科学发展的招商之路。

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认为,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提高水污染的赔偿、恢复成本,用行政管理和市场约束的复合方式迫使化工产业向外转移。《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江苏海事局采访了解到,调整华东行业的布局,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由当前的运输方承担污染责任转为由共同体承担污染的责任,这一共同体包括生产者、运输者和使用者,这就将间接影响化工产业的选址和运输选择。

产业现“虚胖”造城之风渐起

新一轮的“造城运动”只会导致产业“虚胖”,并不会长久受益。如果政府被房地产这一钱袋子捆绑,表面上卖场建设起来了,但消费力并没有提升。最后的结果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经济参考报》了解到,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和商务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品内销型企业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开始从沿海向沿江转移,沿江一些地区还形成了家电、快速消费品等优势产业集群。

安徽皖江示范区运行四年来,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了“三个亿元”的突破,即GDP达到1.26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1.26万亿元;引进省外资金达到1.27万亿元。该示范区内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联想、长虹、日立、联合利华等优质企业,形成了以家电、工程机械、快速消费品为代表的产业集群。

湖北省近年来也加大产业承接力度。其中,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抓住电子商务发展的契机,引入京东建设全国物流中转中心,进而发挥“磁力”效应,吸引了相关制造业企业落户。

近年来,四川省引进国内省外资金实现每年一个千亿元台阶,2013年已达8697.53亿元。其中东部地区的到位资金达5049.01亿元,占到位总额的58.05%。四川省先后与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11个省区签署了省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效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合理布局、错位发展。

上海在产业转移中大多扮演“输出方”的角色。记者在上海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采访了解到,上海及长三角地区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拉动投资相辅相成。由国家商务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以及中西部17个省市等多方共同参与建设的产业转移促进中心2008年成立以来,已促进各地落地项目73个,合723.8亿元人民币,有效地推动了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等专家认为,依赖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企业以及销售市场主要在国内的企业进行沿江转移是必然趋势,各地政府积极搭平台搞好服务是做“加法”,形成资源、市场、政策的对接就能够转移成功。实践证明,转移成功的企业多是发展前景本身向好,通过转移开拓了新市场,位于沿海的研发、销售总部也得到提升,并没有造成沿海地区的产业“空心化”。

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这一波产业转移的热潮中,盲目造城之风渐起。据一些正在计划向长江中上游转移的企业反映,沿江各个地方都掀起了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建设的热潮,ShoppingMall一座接一座,相距仅数公里。在这些企业看来,这种无序扩张一定会付出惨重代价,因为没有对当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进行充分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