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号贩子较量,斗智斗勇为姥爷挂号

在北京工作的牛雅琳回想起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挂号经历,至今还心有余悸。

2014年,牛雅琳的姥爷眼睛出了问题,考虑到同仁医院眼科最好,她下决心和姐姐一起通宵排队,一定要给姥爷挂上号。

下午4点,牛雅琳就和姐姐来到了同仁医院的挂号大厅。等到大厅工作人员下班,保安把滞留人员清空后,她和姐姐从挂号大厅低矮的窗户翻了进去,排到了一个窗口的第一个位置。

此刻的挂号大厅除了她们姐妹俩,还有一位中年男子。这位中年男子询问了她们的情况后,郑重嘱咐她们,如果有人来问,就说是一大早就过来了,而且是给自己挂号。牛雅琳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

姐妹俩轮流坐在小板凳上熬时间。过了6点,真有人过来质问她们几点来的,给谁挂号。看到这种架势,牛雅琳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号贩子了。按照中年男子所叮嘱的话回答后,姐妹俩顺利过关。

此后,又有几拨人过来找茬,但都被打发走了。然而事情远远没结束。一对看上去像夫妻的号贩子气势汹汹地向她们走来。其中的男子吼道:“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快让开!”牛雅琳争辩道:“我们一大早就过来了。”同时她和姐姐紧紧抓住栏杆,生怕被推开。号贩子“夫妻”争辩不过他们,在旁边骂了好长时间才离开。姐妹俩吓得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更大的麻烦还在等着她们。牛雅琳看到,有一个看上去像“小头目”的男子在“巡视”排队情况,确认每个窗口的前几位是不是自己的人,此前叮嘱她们的中年男子竟然跟在“小头目”后面。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当“小头目”看到她们姐妹俩站在队伍最前面时,便径直走过来,恶狠狠地问:“你们挂什么号?给谁挂号?”

“我和姐姐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感觉像是黑老大来找茬。”牛雅琳回忆道,当时姐妹俩吓得浑身发抖,不敢说话。

“你们能排到第一位,但我能让你们排到第十位,信不信?”“小头目”看到姐妹俩不说话,有些恼羞成怒。这时跟在后面的那位中年男子过来解围说,你们不要怕,他问什么你们就回答什么。好在回答完“小头目”的问题后,他们终于离开了。

牛雅琳说,这些号贩子要排到最前面才能保证挂上号,所以看到不是自己的人就会上来找茬,找到你回答的漏洞就趁机赶你走。“虽然那个中年男子也是号贩子,但他好心帮了我们,可能是看到我们姐妹俩排队也不容易吧。”

熬到晚上8点,妈妈担心她们姐妹的安全,就来接替她们。牛雅琳说,妈妈在排队时也遇到了号贩子来找茬,但妈妈社会经验丰富,算是应付过去了。最后,在全家出动、全力配合下,终于为姥爷挂上了号。

“没想到号贩子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群体。现在医疗资源紧缺,给了号贩子生存空间,”牛雅琳说,“希望将来挂号不用这么困难,这么惊险。”

找熟人帮忙,为全家就医四处奔波

北京的李正最近和医院打了不少交道:为母亲手术等床位,为妻子生产建档奔波,现在则是为出生不久的孩子挂号。

“去年,我母亲检查出脑瘤,虽然是良性的,但长得很快,压迫神经。千辛万苦挂上号,医生看病只用了3分钟,感觉像在对付一样。”李正说。随后,医院住院处告诉李正,手术床位已经排到了3个月以后,李正立马傻眼了:“再等3个月,不知道瘤子在大脑里疯长成什么样了!”

无奈之下,李正只好托熟人加了床,才把手术给做了。

“去年,我妻子怀孕了,去医院竟然建不上档,建不了档就意味着不能在这家医院生孩子。”李正说,他跑了北京妇产医院、海淀妇幼保健院,都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找熟人帮忙才让妻子建上档。

“找熟人的过程其实很折磨人,每次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完了还得还人情,确实让人尴尬。”李正说。

2015年的第二天,李正凌晨4点就起床了,这次他要去北京市积水潭医院为出生不久的孩子挂号。

这回,李正铁了心不找熟人了。那天早上,积水潭医院挂号大厅墙上的电子屏显示气温为1摄氏度。挂号大厅很小,人们大多排在外面。有人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裹着厚厚的大衣;有人不断地搓手跺脚,脸冻得通红;有人采用轮值战术,夫妻两人轮流到车里取暖、休息。

来前李正试了114电话预约,也试了网上挂号预约,但专家号都已排到了3月份。虽然小儿骨科没那么热门,但李正查了一下,就一个专家,一天放40个号,上午和下午各20个,还是比较紧张。

没有找熟人的李正,在冬日的早晨熬过3个半小时后,终于挂上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