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城市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购买假货、问题商品,直接向商场索赔或打官司索赔为生;他们频频出入法庭,综合法律素养虽比不上职业律师,却将《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少数几部法律研究得滚瓜烂熟;他们大多数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最高年收入达上百万元……他们就是职业打假人。

根据统计,近年广州地区法院受理消费维权类官司,80%甚至95%以上由职业打假人发起。其实,不仅是在广州,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法院,类似的案件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完善和补强,赋予了职业打假人更多的盈利空间,从而吸引了更多打假人加入其中。

从表面上而言,打假队伍的专业化、组织化,对于售卖假货的不法商家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更何况,职业打假团队的运作,对消费者维权具有导向作用,使消费者们懂得了如何维权,如何索赔。然而,职业打假人不断增多且暴富的现实面前,却让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职业打假人的增多以及暴富现象的出现,往往与假冒伪劣商品的数量成正比。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曾亲口表示,“现在的职业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可以索赔十万元;拿到高额赔偿后,由于没有监督力量促使企业“改邪归正”,利益受损的厂家多半会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打假人“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也就是说,假冒伪劣商品催生了职业打假人,但打假人并不是奔着结束假冒伪劣去的,而是分一杯假冒伪劣的羹。如此,可以看出在打假力度越来越大的当下,假冒伪劣商品很难变少,反而可能越来越多。这就表明,我们的市场缺乏“自净能力”,与销售合法正规商品相比,制假售假的利润空间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性。

打假趋于职业化,佐证了当前消费市场维权掣肘依然存在,大众式的维权常态远未形成。维权成本过高,维权救济途径的不畅,法律专业知识的匮乏等等,都严重弱化了普通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应该说,立足于净化消费市场的目的,还是应该反思当前的维权痛点,努力减少假冒伪劣商品,提高大众维权意识和水平。从这个方面而言,市场监管的发力、法律规定的完善和补强、维权门槛的降低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考量和思索。唯有如此,才能让打假由职业化变为大众化,进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