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末,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3亿人。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一万元,“上市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50%;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元之巨。

“上市驾校”毛利率高达63%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的驾校报价均有一定涨幅。

“去年暑假咨询时还不到4000元,年底报名时却发现又涨了快1000元,只好赶紧报名。”北京市民周先生说。

在上海,与2011年年初相比,多家大型驾校的普通C1照学车费,已从每人不足4000元涨至今年春节后的一万元左右。在上海规模较大的巴士驾校的多处报名点,销售人员表示,目前参加普通C1照“快速VIP班”的学费为每人12500元。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环卫驾校销售人员则表示,目前学车“起步价”为每人9000元,且不含考前模拟和补考费。一些驾校宣称,由于近年驾考通过率明显降低,学员学时拉长从而导致运营成本上升,“春节后部分驾校就调了价,现在报名至少要排队4个月”。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的驾校培训费也均有上涨。如今,学费已涨至每人3300元。连连上涨的学车费,让不少消费者感叹“学车贵”。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A股已有多家从事驾培行业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驾校,其毛利率均超过50%。以位于北京地区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为例,该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13年营业收入达9.62亿元,毛利率为63%。位于安徽芜湖的上市公司亚夏汽车则披露,2013年其驾培业务毛利率为51%,驾培行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堪称暴利。

服务“价高质低”暗藏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居民学车费连年上涨背后,是种种乱象屡禁不止乃至腐败问题。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为例,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就查明,2008年至2012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39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合计上缴“红包”2100多万元,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桩考100元、路考300元等等。

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透露,收受“红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等。“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学员—驾校—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

而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驾校学员反映,在暴涨的学费之外,驾校学车还有诸多隐性费用。“不给好处,就会在报名之后迟迟不笔试、笔试之后迟迟不上车、上车之后迟迟不路考。”安徽芜湖公交驾校一名学员告诉记者,驾校一直以“考位不足”为由拖延考试时间。无奈之下,他在准考证到期前,千方百计“托人”才终于能参加考试。

此外,近年来,各地严控驾校数量,学车排队现象加剧,驾校企业频现协会定价、大企业议价等“集体加价”风波。2013年年初新交规实施后,北京、上海多地驾校集体上调价格,一些地方驾校一月内涨幅超过1000元,理由同样是“考试难了,通过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驾校改革或兼顾“自学自考”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014年表示,将推动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社会学车需求快速增长,由于驾校“行政审批制”重牌照发放轻事后监管,驾校的驾考教学质量和容量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个别地方审批环节的垄断,导致区域驾培行业远远供不应求,由此滋生出涨价和多种腐败空间。”施莉珏说。

近年来,已有湖北省咸宁市车辆管理所、安徽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广东湛江市车辆管理所等地监管部门负责人因“驾考腐败”落马。法律人士表示,在新一轮驾考改革中,事前审批亟须走向事后监管,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近日,四川、广东深圳等地打破了驾校对驾考的专营权,开始试点学员自主预约考试。一些消费者也呼吁,驾校改革中可逐步兼顾居民的“自学自考”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