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做通家属思想平均需4至6小时

今年2月2日,一场捐献手术前医护人员为捐献者默哀,左四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资料图)。京华时报记者 陶冉 摄

“老人不想儿子走得不完整。”经历了5天的解释和劝说,家属仍然婉拒了捐献的提议,不得不说,这是吴平意料之中的答案。

吴平,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名游走于死亡与新生之间的说客。大多数时间,他反复承受着潜在捐献者家属的拒绝。

据了解,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2010年3月,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

□劝捐故事 “希望反复落空”成工作常态

7月17日上午,在广西出差的吴平接到信息员电话称,有一名脑干出血患者,大器官功能良好,已呈现临床脑死亡状态。吴平匆忙处理完工作,乘夜航航班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次日上午就赶到医院。

患者是一名男子,患高血压,饮酒时引发脑干出血。男子的父亲、爱人都在,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承受不小的打击。吴平出示协调员证件表明来意,“两人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好在没表现出反感。”

当天在医院的会议室,吴平与家属长谈近4小时。“他们对捐献本身没有疑虑,倒是对一些细节很在意。”例如,“不捐的器官是否会拿走?”“后事如何处理?”等等,他一一作出解答。两人同意捐献,但想等其他家属到院后进行。一切都看似很顺利。

19日,吴平再次致电两人,得知其他家属当晚抵达北京。20日下午,吴平再次来到医院,男子的病情已呈现不好的状态。他心里很着急,“捐献者离世后,在一般条件下,大器官要在10分钟内实现快速降温、灌注保存液,否则便无法使用。很多准备工作要提前进行。”

又谈了3小时,家属都表示同意。此时弟弟却说,“能否再等等,让母亲看一眼?”吴平有些蒙,“之前家属隐瞒了,可能怕母亲过于悲伤。”然而捐献须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在内的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缺一不可。患者母亲在老家,无奈之下,吴平让家属准备她的委托书。捐献被再次搁置。

21日早晨8点多,家属通知吴平称,男子病情恶化。他赶往医院时男子心跳已经停止,委托书仍然没有着落,他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很快,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也很痛苦,说只差一步就能捐。”

这场景陌生又熟悉,自成为协调员开始,希望落空反复上演,已成为工作的常态。

部分兼职协调员为医护工作者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为两种,专职协调员和兼职协调员。据介绍,专职协调员在红十字会工作,兼职协调员则在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工作,本身为在职或退休的医护人员。

2013年,吴平与院内一名同事,在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3天的系统培训,经考核成为国内第二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教材是厚厚的两大本,包括捐献意义、法规等等,像又体验一次高考。”成为一名协调员后,吴平开始与各家医院建立联系,期待医生们在发现潜在捐献者时,能及时通知他。

2014年9月17日,一名半岁女孩被推入北京友谊医院手术室。这是该院首例,也是吴平接触的首例捐献手术。吴平至今记得,女孩患先天性膈肌麻痹,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据女孩家属称,女孩出生三天即进入医院。手术前大概三个月,家属有意捐献,主治医生建议继续治疗。但接下来,女孩的病情越发严重,家属经由主治医生联系到吴平,期待女孩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吴平说,“原本想再看下,但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从接触家属到实施捐献只用了两天。”

回忆当时的情景,2014年9月16日下午2点多,女孩的病情急转直下,医院随即展开抢救。不久,女孩自主呼吸消失,呈现临床脑死亡状态。凌晨,家属接过放弃抢救治疗知情同意书,颤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女孩离去后,捐献手术正式开始。“家属想捐献肝脏、肾脏和眼角膜。手术时却发现,肝脏已不适宜捐献。”吴平说,家属对此表现得很难接受,“反复说三个月前肝脏功能还是好的。”最终,女孩的肾脏、眼角膜被取下,共救治4名患者。

□协调之困 众多医护人员缺乏捐献知识

器官捐献能否成功,受很多因素影响。

曾志贵是吴平的同事,在其后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并非人人适宜捐献,”曾志贵说,早期国内曾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死囚本身是健康人,器官功能良好。“患者在患病及治疗过程中,器官功能会受到损伤,甚至无法使用。”

此外,捐献者年龄也会对捐献产生影响。“儿童最好大于3个月重5公斤以上;成人最好小于55岁。”但在实际情况中,因器官供求比例悬殊,有些捐献者甚至是80多岁的老人。

“对患者是否符合捐献条件的预判,主治医生最为了解。”在与众多医生的交往中,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医护人员对捐献也不了解。”他进行过多次演讲,主题围绕捐献的意义、程序、注意事项,参加者都是医护人员。“每每有人感叹,‘原来捐献是这么回事儿’。”这使他们有些无奈,“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捐献者家属?”

一次,有医生打电话称,院内一名病危患者愿意捐献。吴平说他“几乎是挂断电话一刻不停地赶过去。”到达医院却发现,患者已经过世,身子也已发凉,“眼角膜摘取可在6小时内进行,大器官则不行。”后来吴平了解到,医生在打电话时,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最终,捐献手术未能成行。

另一方面,“医患关系”也成为捐献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有医生担心对方不理解,从而引发医院与家属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通知潜在捐献者信息。”致使发现渠道不顺畅,降低了捐献概率。

家属担心尸骨不全违背传统

除去病情进展、器官功能等变量,家属态度对于捐献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吴平借助各平台主动寻找信息,“潜在捐献者多来自ICU、脑外科、急诊,”一点可能都要尝试,却屡屡失败。“言辞激烈、挂断电话……”吴平坦言被拒绝的理由多种多样,纵使成功捐献,也有家属反复强调不要对外透露,“说怕回老家被村里人戳脊梁骨。”他们认识到捐献是在帮助人,却惧怕来自社会的压力。“有一名女孩很优秀,是中学英文教师。她过世后,父母同意捐献,怕老人受不了,因而选择隐瞒。”

随着协调捐献的案例接触增多,吴平逐渐转换方式,先由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至少对方不会反感再通知他。“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许多人担心尸骨不全。”常见6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们的工作很难做通。吴平说,他接触过一例患者,父母早已过世,爱人、子女同意捐献,原以为再无变动。三个姐姐当晚来到医院,不同意捐献,“她们虽无签字权,但态度坚决,爱人、子女只好作罢。”

“也有人怕签字同意后,医院会停止治疗。”曾志贵说,唯有捐献者脑死亡、心死亡,进入一种不可逆的死亡过程时,人体器官捐献程序才会正式启动。

在接触过上百例潜在捐献者后,他们发现“做通家属工作,平均要4到6小时,最快也要3小时。”特别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潜在捐献者,家属因缺少心理准备,被巨大的悲伤环绕,“若此前没听过捐献,此时根本没心情理解。”

制度缺失致捐献存现实矛盾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介绍,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为扭转这种局面,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逐步展开。今年1月1日起,已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表示,目前,国内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1151人,已成功捐献4000多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0000多人。

该协调员称,无论是来自医护人员的“压力”,或是来自捐献者家属的“阻力”,都反映出国内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亟须提高。吴平对此深有同感,“从接触家属算起,几乎每10例才能成功1例,多是因人为因素被耽搁。”担任协调员至今,他接触的成功捐献手术仅为14例。

“很多时候,突发事件捐献者较长期患病捐献者器官功能更好,却因牵涉到责任认定或法律纠纷很难成行。例如双方交通事故,今年我接触的就有4例。在这4例中,患病器官功能良好,家属同意捐献,但因交通事故的认定处理程序和器官捐献的实现性有矛盾,未能成捐。”吴平说,美国采取“领取驾驶执照时登记捐献意愿”的制度。登记为“同意”的捐献志愿者突然死亡后,医院只需通知家属,即可启动人体器官捐献程序,减省了许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