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深夜,庞琨的手机一振,高中同学给他发了条新闻:当天,铁路总公司宣布,各地车站停止向动车组乘客发放免费的5100矿泉水。

两年多前,庞琨就是因为这瓶小小的矿泉水和铁道部门较上劲儿的。

2012年底,已经坐过多次高铁的庞琨第一次听说5100矿泉水。那时他正在香港度假,在香港大学法学院门口的空地上,他刷到了深圳纪录片制作者邓康延的一条微博:

“你喝过火车上的特供水吗?‘西藏冰川矿泉水5100’高价打入票内,却不在车上分送,只是遮掩角落凭票自领,十乘客中仅一二人知取。”

庞琨随即转发:“政府应公开相关信息。”马上有人留言:“那你来啊。”

当天晚上回到宾馆,庞琨就开始写信,要求铁道部回应四个问题:广州到深圳的动车票价的定价依据和组成?票价中是否包含“5100矿泉水?如果不包含,为什么在高铁站发放?如果包含,是否经过招标?”

2013年1月5日,他在深圳收到了铁道部的回函,只答复了“票价中并不包含5100矿泉水”。庞琨很不满意,当即决定起诉铁道部。

至今,庞琨认为,铁路总公司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明不白就开始发水,不明不白又停了。

这不是庞琨第一次“螳臂当车”,以公益律师的身份,他打过交道的还有广深高铁、湖北省政府、深圳市律师协会、深圳电信运营商……

在这些事件中,最让庞琨有成就感的,是对“李娜80万元奖金”的质疑。

2014年2月2日,他认为湖北省政府奖励网球运动员李娜80万元的做法有违公共财政政策,随即申请信息公开,希望对方说明此举的法律依据、资金来源和审批流程。

虽然湖北省政府最后只做了部分回应。但让庞琨满意的是,这个事件,第一次引起了微博上对行政奖励的充分关注和讨论。

腊月廿八那天,刚刚发送了信息公开申请的庞琨从深圳开车回广西玉林老家。8个小时的车程,他收到了40多条责骂短信:你吃饱了撑的。

“但支持的短信是比反对的多一倍,微博上的支持声更是反对声的上百倍。”庞琨强调,他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做得不对。

据庞琨的观察,这以后,媒体上有关政府奖励运动员的报道变少了,说明政府在使用行政费用时变谨慎了。

17年前,也是春节,回家的路上,没有微博、电话和骚扰短信。

18岁的庞琨刚刚在河海大学机电工程系上完了第一学期。开学初,他就得知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摔伤了腿。当时庞琨没在意,觉得这是工伤,企业会处理。

没想到一回家,正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因为断骨后治疗拖延了5个月,肌肉严重萎缩。医生把一个秤砣形的配重铁挂在绳子上,从父亲的腿骨上打了个洞穿过去,好把肌肉拉开,做进一步的治疗。

还没来得及说话,庞琨就冲到厕所吐了,非常伤心。父亲的医药费是借的,当时企业一直拖着没补偿。那3年父亲丧失了劳动力,家里经济拮据。最让庞琨感到惭愧的是,两个弟弟的学业因此受到了影响。

回校后,庞琨更加坚定要自学法律。2008年,经历了3次司法考试,他开始独立执业,第一个接手的案子就是劳动纠纷。

但在和父亲的交流中,庞琨一般不提法律工作。父亲希望儿子平平安安,收入稳定,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不要和别人作对。”

有一次,庞琨在代理自己老家的一件案子时,有乡亲问他“你为什么吃里扒外”,还有人骂他是“汉奸”。

“他们有自己的朴素道德观,但他们不理解公平有多么迫切。”庞琨说。

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庞琨拿出手的是一个又一个案子。

2009年,他接手了第一个公益案件,也是全国范围内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健康证第一案”。

当年6月,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从事食品行业,并可领取健康证。

深圳的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去防疫站领健康证。 第一天去的时候,验完血,刷不出证。机器显示:您的条件不符。第二天,再去领证时,很顺利。可证又被收回了,理由是“我们的系统坏了”。

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全国有将近1亿人,这类事情在全国很普遍。当事人和庞琨,决定起诉深圳卫生局。

这个案子后,全国各地疾控中心都不再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领健康证。

“权利任何时候都是靠争取得来的,没有任何权利是被施舍的。”庞琨说。

一年后,庞琨又接了一个影响力较大的案子。当事人的执着“教育了他”。

2010年8月9日下午,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深圳地铁科学馆站有两位残疾人因不能提供本地户口,无法“免费进站”。

本来庞琨觉得,这件事顶多投诉一下就行,但两位残疾人非常坚持“要有一个说法”。

庞琨先是吃惊,随后佩服:“他们在维权上是我的老师。”

根据《广东省扶助残疾人办法》, 残疾人不分户籍,在广东省内可享受公共交通工具免票或半价优惠。

庞琨代理案子,将深圳地铁公司告上了法庭。唯一的酬劳是,两位残疾人请他吃了顿 “蒸功夫”。

此案后,深圳地铁修改了规定,对外地残疾人也免票。庞琨特别高兴的是,这个个案引起了一些后续反应,在上海、天津也出现了相似的案件。

2011年9月,他看报纸报道一位烧伤的艾滋病患者被多家医院拒收,他认为可以起诉医院。

见到患者的时候,她被安置在英德市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和病房不是一栋楼,没有任何看护设备。

在旁看护的患者丈夫掀开用铁丝撑着的被褥,庞琨很震撼:这人身上没有几块皮是好的,到处在流脓。患者艰难地扭过头来,眼神里都是求生的欲望和无助。13年前,在父亲的病床前,庞琨也见过类似的眼神。

“这种无助的眼神直接刺到心里,无法回避。”庞琨说。

庞琨在微博上直播了法律援助的过程。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的廖新波副厅长在微博上表态:会去了解情况。

后来,这名重度烧伤的患者终于出院了。庞琨一方面很开心,另一方面也很苦闷:不能每一次都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机制。

当庞琨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不公”时,他也特别较真儿。

2012年年底,庞琨团购了《泰囧》的电影票,结果到了影院,被要求加20元。

庞琨一再要求对方给出依据,换票人员也说不出来。经理出面后,庞琨为了看电影还是交了钱,但提出必须开收据。他用手机拍摄了交钱、开收据的过程,和经理对费用的解释。

事后,庞琨用手头的证据向工商部门投诉,影院被罚了1500元。

最近,他又和一件事“杠上了”:网上改签机票后,随机票一起购买的保险如何改退?

有人说:有不少公益诉讼要求一元赔偿,就是评个理,死脑筋。公益诉讼不一定会得到经济补偿,劳心劳力,但庞琨不同意这种观念。

他认为,做公益诉讼也能让原告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那个深圳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最终得到了5万元的精神赔偿,他用这个钱读了硕士,现在的工作、生活都很好。

代理案件时,他接到对方的“提醒”电话很多,提醒注意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他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有理,就上法庭去说,威胁和恐吓对律师而言,都是小菜,基本无效。

调查显示,深圳律师行业的年人均收入40万元。他笑着说:自己拉了同行的后腿。

他自称有强迫症,一停下来就不自在。一个人待不住,如果妻子不在家,他周末一定要去办公室,或出去踢球——他喜欢竞技性的运动。

2013年9月后,庞琨从高档的商业写字楼里搬到了社区街道的一栋楼里。

“来咨询的人很多。”庞琨说,“不能老坐在楼里等客户,我们做律师,要培养民众的习惯:有困难找律师。”

偶尔静下来,庞琨会打理花草。他身高1.8米,却最喜欢自己种的小小的满天星:“它最好,每一粒都小小的,但一束一束,可以组成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