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苦衣伍木是个害羞的小姑娘

木苦衣伍木走在村里泥泞的小路上,帮家里干农活

木苦衣伍木一家煮土豆吃

妈妈去世两年多了,她为五姐弟囤积的稻谷还剩六七袋,就码放在床边,足有四五百斤。16岁的大姐木苦衣生木说,缸里空了,她跟妹妹木苦衣伍木便背着稻谷去街上碾米。不脱壳,稻谷能储藏多年。“妈妈当时可能想,有这些大米,起码我们饿不着了。”

坐在木床边提及早逝的妈妈,彝族女孩木苦衣生木平静得像个大人。妹妹则腼腆地躲在她身后,对外人的提问大多只是点头或摇头,但特别爱笑。12岁的木苦衣伍木(汉语名:柳彝),将对妈妈的思念写进了作文。“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300多字的一篇课堂习作《泪》,令读者无不为之心疼。

因为作文《泪》,木苦衣伍木一家的命运更为受到关注。随着政府及公益人士的介入,五姐弟的未来多了一种可能性。

姐弟五人 已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

从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出发,火车在山间穿梭3个小时,便是凉山州老九县之一的越西县,老九县均在海拔2000到3500米的地区,显著特征是彝族聚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这里有一个普雄镇,出去4公里,便是宝石村,那里是木苦衣伍木的家。

相比其他藏身于大山深处的村落,宝石村不算偏远,只是路难走。她家的三间灰砖房,是爸爸去世前刚盖好的,还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在村里算中等水平。外屋有一个旧沙发和十来只小板凳,两侧卧室兼具储藏室的功能。三个弟弟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屋角堆放着土豆,另一间是木苦衣伍木和姐姐的房间,床边还码放着妈妈屯下的稻谷。

5个孩子中,大姐木苦衣生木16岁,老二是哥哥木苦小平14岁,两人早已辍学。写下《泪》的木苦衣伍木12岁,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0岁的木苦小和5岁的木苦小杰。

这个家庭似乎早已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早上,小杰醒了,喊一声,两个哥哥立马进屋给他穿衣服,哄他玩耍。他的小书包里,装着学前班的数学作业本,上面歪歪扭扭的算术题答案,都是老四木苦小教他写的。

家里的一亩多地,种着土豆、玉米。今年,大姐、哥哥先后外出,木苦衣伍木在放学后会带着老四挖土豆,割猪草喂猪、再给俩弟弟做饭,年近七旬的奶奶有时也会过来帮忙。可是奶奶精力有限,木苦衣伍木的叔叔也去世了,留下3个年幼堂妹,这3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宅。

2010年以前,这个家里还是有顶梁柱的。大姐木苦衣生木记得,爸爸去普雄、成都打工,在建筑工地做最繁重的活儿,总咳嗽。有时,两三个月回来一趟,帮妈妈种地。但即便是她,也记不住父亲去世的具体日期了,她只记得是2011年,父亲死于肺结核。她当年只有12岁,才读到三年级,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岁。

眼看妈妈太辛苦,身体又不好,大姐辍学,在家帮妈妈干农活、照看弟弟妹妹。再后来,妈妈因心脏疾病卧床不起,阴影笼罩了这个不堪一击的家庭。

木苦衣伍木在作文里描述了她们带妈妈到镇上、到西昌看病的情景,称钱花完了,病仍不见好。2013年的5月,妈妈又病倒了,脸色很难看,被打工回来的叔叔送到镇上医院。但她这次执意回家。“妹妹(木苦依伍木的小名),妈妈想回家。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

最终,木苦衣伍木跟大姐把妈妈接回了家,那天,她去外屋给妈妈做饭,端上前时,妈妈已经死了,五姐弟从那时起,都成了孤儿。

各路媒体记者和政府人员踏进家门

早在今年6月,大姐去学校时就看到教室墙上贴着妹妹写的作文,当时这篇作文还没有被媒体关注。大姐说“看了心里很难受”,于是姐妹相处时,谁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木苦衣生木说,最难的时候,她们家靠两个低保指标——每月100元维持生计。但自去年6月,政府为五姐弟发放孤儿生活补助专项救助金,每人每月有678元。5个人加起来每月能领到3000多元。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该村人均年收入才5000余元。

“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关爱。”四川省索玛花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强调。

班主任任中昌老师曾到木苦衣伍木家进行家访,送给木苦衣伍木一只粉绿相间的玩具——卡通小牛。这是家里看得见的唯一玩具,也是房间内颜色最鲜亮的物件。这几天,各路媒体、政府人员踏进家门,木苦衣伍木大多时候不知所措,她低头摆弄手上的小牛,别人问话时,多回以点头或摇头,但一直在笑。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老师送的这件礼物,晚上睡觉时,都会抱着小牛。

小弟弟木苦小杰特别黏人,他喜欢让人抱抱,体重轻得跟城里三岁小孩子差不多。他会在镜头前大方地“摆造型”,爱在电视机前仰头看《熊出没》,还喜欢灰太狼。来探望的热心人士临走前说“拜拜”,他挥手追着喊了一路的“拜拜”。

外人面前,大姐木苦衣生木俨然家长模样。她隐忍、得体,说得最多的是“还好”、“还行”,避谈过去苦难。但她的朋友圈签名,写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过的有多累”。

老二木苦小平,2014年8月辍学,当时六年级还没读完。他自己解释称,放学后要干农活,没时间复习功课,学习成绩不好,就不想读书了。去年12月,他只身到江苏无锡,投奔在那里打工的表哥。

“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去打工了”

木苦衣伍木的遭遇,在大凉山并非个例。木苦衣伍木所在的宝石小学四年级教室,贴着语文老师选出的优秀范文,包括《泪》。挨个读下去,愈发感觉,墙面上的文字更像大凉山农村图景的微缩版。针对此前出现的对该作文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校长吉木给四年级教室多加了一把锁。

12篇作文中,有3个孩子提到眼见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其中,既有木苦衣伍木这样被认定的孤儿,又有格吉日达、阿支阿呷木这样的事实孤儿——彝族民俗中,母亲改嫁不带孩子。被留下的孩子,只能跟爷爷奶奶或叔叔伯伯生活在一起。有的缺少关爱,情感难以宣泄。这种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何种冲击,外人似乎很难揣测。但仅从他们的文字中,便能感受到绝望和悲伤。14岁才读四年级的格吉日达写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的房里,可是我的父亲没过几天就死了。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我身边哭泣。她说,我要走了。”

黄红斌转述支教老师的话称,格吉日达是个聪明又内向的孩子,作文尤其写得好。但他的爸爸早年病逝,母亲改嫁。总有社会上的朋友到学校找他逃课去玩,他有点没法安心读书。

被志愿者接到西昌索玛花儿童村后,政府曾委托其亲戚询问,他是愿意回来还是继续留在儿童村。格吉日达选择留下。志愿者解释,他在家里时只有奶奶,俩人居住在土坯房子里,交流很少,生活状况也不太好,从他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昌后,有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还有他熟悉的老师,格吉日达开朗了很多,对功课更加上心。

还有三四个孩子用并不太熟练的汉语抒发着留守儿童的感伤。如老师眼中乐观的小胖子尼苦拉哈会在作文里写:“爸爸姐姐都去很远的城里打工了。每次我到山上砍柴,就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盼着他们。我问:亲爱的老爸,你在那城市里过得好吗?爸爸说:还好。可我知道,他们在城里打工很辛苦。”

另一名同学也表达相似的思念“我很希望我的爸爸能够不走”,他对现实的感知是“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普雄镇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宝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个家庭两名大人三个孩子的家庭结构推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且以年轻男性为主。

“我们看到网上有人说,彝族人因为懒惰所以特别穷,气得不行”。潘小伍反问,如果真像网上说的那么懒惰,怎么会有那么多村民外出去打工?因为山里贫穷,种地赚不到钱,为了生计,青壮年大多离开农村,去到外地打工。

潘小伍脱口而出的数据中,还包括村里的社会救助名额。据其介绍,该村有177个低保户,符合国家救助范围的孤儿就有8名,还有特殊困难儿童24人,多是父亲去世的孩子。

当地村民称,这里的孩子们很小就懂事,除了上学,还要做农活。种土豆、割猪草、上山劈柴、挑水等,都是家常便饭。

当本家叔叔跟旁人大声谈论孩子死去的父母时,三个弟弟就坐在旁边小板凳上,自顾自地盯着电视画面,仿佛这一切与他们并不相干。年幼时就被打上“孤儿”的标签,对他们而言,没有条件自怜,似乎这只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就得坦然接受。

意外带来的一家人生活改变

当然,因为作文《泪》,木苦衣伍木一家的命运更为受到关注。而随着政府及公益人士的介入,五姐弟的未来多了一种可能性。

此前,两个弟弟及木苦衣伍木先后被索玛花基金会接到西昌索玛花爱心小学免费读书学习。后政府人士征求其亲戚及三个孩子本人的意见后,将他们接回家,并安排木苦衣生木、木苦小平重回校园。

越西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越西县民政、教育、移民扶贫等部门将整合力量、采取多种渠道加大对木苦依五木一家的救助帮扶力度。其中,大姐将免费就读越西县职业技术学院,每月约有300元补助;弟弟将在逸夫小学继续读六年级;最小的木苦小杰将进入普雄镇上的幼儿园,每天有校车接送。

木苦小平说,看到妹妹的作文后自己也很感动,就想着也要回去上学,“我还是想读书,读书很有必要,我希望将来能够帮助别人。”

对于眼前的改变,核心当事人木苦衣伍木留给记者的,还是羞涩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