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创业圈大腕讨论大学教育的时候,当大学校长开始注重学生创业的时候,当大学生创业者回头看大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11月9日~11日,2015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别样视角观察。在这次会上的全球创业名校高峰论坛中,成都市邀请来自芬兰、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的创业界和教育界的代表,探讨高校、企业以及创投在创业的圈子里如何融为一体。

应该给学生更多创新创业机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四川大学专门制定了创新创业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了四个注重,即更加注重倡导学生创新创业的理念,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知识和能力,更加注重提供全方位的条件保障,更加注重搭建创新创业的实践平台。

学校为此推出了具体的改革举措,比如在6000种学分课程中要专门开设2000种创新创业课程,与一家银行联合设立5000万元的风险基金支持学生创业,还将借助全球校友的力量设立10亿元的同创众筹基金,学校还拿出6500平方米的空间用于孵化学生办公司。

以色列威兹曼科学研究院技术转化公司首席财政官梅尔·帕斯特博士说,四川大学这样的做法,使得学生不必等10年、20年才可以创立公司,进而把技术转化到市场上来,这样的事情是现在就可以做的。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孵化中心顾问阿摩司·阿夫娜则认为,当我们在教授创新创业的时候,你最好自己本身就是企业家或者创业和创新人士,因为创业需要“眼见为实”。

GSVIabs孵化器与很多大学都有合作。该孵化器CEO马龙·埃文斯说,很多学生还没有很成熟的想法的时候就开始创业,因此他们专门建立了实习生项目,让学生在实验室环境中学习初创企业的建立及其过程中的一些风险。

“这是一个补充性的教育。”埃文斯说,“最后可以发现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创业环境是怎样的,他们是否要进行创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体系来鼓励学生创新创业。”

就像游泳,不下水怎么能学会呢

帕斯特强调,围绕研究成果转化的创业项目,其前提是要允许自己失败。帕斯特所在的机构成立于1959年,是以色列第一个学院性的科技转化公司,在很多方面都会进行投资和研究。

帕斯特自豪地介绍,在以色列我们是拥有专利技术最多的,去年创造了210亿美元的产值。他说,和大学一起搞创新创业的好处是,可以尽早了解转化为产品前技术的缺陷在哪里。

美国犹他大学技术与风险商业办公室执行董事詹姆士·汤普森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大学不仅仅是教育学生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授,我们可以利用起这些实验室进行大学研究的商业化。

如何实现这种商业化?汤普森所在的大学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68年~2005年,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学校自身利益的保护,他们只把研究成果给一些成熟的公司;第二阶段是学校自己创建公司。

“我们创建了很多公司,但很多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拿到可以让他们成功的资源。”汤普森说。从那以后,学校就开始注重“实验室商业化”过程中体制问题研究。

汤普森认为,一个“实验室商业化”的生态系统当中,既需要企业家、投资人,也需要做出成果的研究人员。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似乎不太愿意关注大学校园。马来西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创业处主任达丁·西娅赫拉·哈密顿注意到,社会上出资机构很多,但是他们大多会给企业家出资,而不会资助学生创业。她认为,应该鼓励这些机构来资助学生创业,并建立导师人才库,支持培养“毕业生企业家”。

还有一个困境是,大学里缺乏足够多的有企业实战经验的教师。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约西·达什蒂在硅谷工作过,也在大学教过书,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教过创新创业类的课程。他认为,大家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是,缺少足够的老师来教授学生做企业。

事实上,一些企业家对大学资源是很渴望的。未来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林恩·杰弗瑞认识一位深圳的企业家,他的企业是做机器人手臂的,这位企业家曾经去过斯坦福大学,马上要去牛津大学,他的主要目的是去那些大学寻找“才能”,以便和自己的企业形成合作。

Particle创始人查尔斯·里德比特说,把大学里的知识与市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大学的战略中会有非常好的位置。

“创新就像游泳一样,多少人是没有下水就学会游泳的呢?有没有人是没有下水就学会游泳的呢?”里德比特说,“创新也一样,要经过实践才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希望年轻企业家能成为大学生的偶像

有发言者提到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杨晓波曾经梳理过一些名校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从单科,到多科,到理工科,到研究型大学,最终大学会走到什么类型,可能就是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要做的是利用知识资本或学术资本进行创业”。

U-Haul国际公司可持续发展部负责人杨秩伦介绍了他们支持斯坦福大学做的一个项目,研究到底谁应该是相关利益方的核心作用。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大学主导。杨秩伦指出,一个比较平衡的模式是大学主导。“因为大学本身是技术产生的核心地方,他们知道研究的过程,政府更多是倾向于提供政策支持,而企业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包括对学生的培养”。

来自马来西亚的哈密顿期待,在她的国家社会形成一种风尚,不再是以成为政府官员为荣,或者以明星为偶像,她说:“我们需要把偶像进行转换,让更多的年轻企业家成为年轻大学生的偶像。”

阿夫娜举了一个例子,在以色列一个谷歌公司投资的地方,人们问当地的小孩子,你长大想做什么,很多孩子会说想成为谷歌所投资公司里的人。“所以说无论是导师还是教育家,给他们进行成功故事的分享,给他们一些榜样是非常好的。”阿夫娜说。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约西·达什蒂相信,有了足够的创业教育,在中国很多孩子都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云,做下一个阿里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