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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高考》第六集《校长的选择》截屏图

校园里闪烁的高考倒计时牌,教室里复读机一样机械的背单词声,墙上挂满的保证书,讲台前发出的各种毒誓,课间校广播里的豪言壮语,严厉得有些苛刻的班主任,校门外等着孩子午夜放学的家长……这一切,描绘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里的生活。拥有24000多名学生的毛坦厂中学坐落在安徽省大别山麓,学校每年都会有上万名学生备战高考,其中三分之二是复读生,这里是学生和家长最后的一线希望。

6集系列纪录片《高考》的开篇《毛坦厂的日与夜》一集,把镜头对准这座独特的“高考镇”。这所中国最大复读学校里的坚持与反抗、期待与泪水,正是一个社会切面最真实生动的记录。

每个人都是高考产业链上的一环

“不管是激情教育还是填鸭教育,都是把孩子放在学校机器里压制,最后做出一个个‘流水线成品’,总之还是应试教育。”“高考是寒门子弟最公平的机会,出了校园人生处处存在不公平。”

今年8月,纪录片《高考》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迅速触发了人们关于高考的集体记忆和对中国式教育的重新审视。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分,近日二轮播出之际,专家学者和教育界人士发出质疑: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甘肃会宁,中国教育名县、国家级贫困县,高考成为学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从小生活的城市?农民工的孩子们寻找着这个城市的认同与接纳;留学大潮汹涌澎湃,很多学生选择放弃高考转战“洋高考”……《高考》用6集的长度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和个人故事,记录2014年高考。

毛坦厂曾经是一个万把人口的小镇,可如今周边常年居住着数千户陪读家庭,一陪一,二陪一,甚至全家陪一。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高考产业链上的一环,连街边的裁缝都能随口说出“高考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离高考不到3个月了,复读生吴世康的成绩从年级300名一下降到3000多名,父母瞬间手足无措,连饭桌上都一脸愁云。吴世康的父亲吴俊是毛坦厂中学的保安队长,吴家祖上没出过一个大学生。长期以来,吴俊都认为自己没能在这所学校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手里没有那张叫做文凭的纸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儿子送进大学,让他“将来能吃上一碗比较轻松的饭”。

“人生就像心电图,一帆风顺就说明你挂了。”毛坦厂中学的老师说。片里片外,程晓东老师都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一句“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个家庭”,更是引来无数驳斥。

作为复读班的班主任,程老师甚至要时不时变身“福尔摩斯”,去女生宿舍门外暗访他怀疑的“假病号”,去校外出租房突击搜查影响学生成绩的东西。但同时,为了学生安心学习,他主动张罗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捐款;也对茫然无措的家长说“你们只管生活,学习上的事交给我”,这句话在毛坦厂中学终日悲壮的气氛中显得格外温暖。

人们对于教育的不同理解是不争的事实

《高考》的第三集《久牵的孩子们》的主角就是随迁农民工子女。中国有超过2.7亿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千万。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每10个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他们难以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10年前,武子璇、刘艳霞和林兰兰跟随父母来到上海,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10年后,她们面临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上海读中专职校的抉择。2014年,中国有45万人选择出国留学,人们俗称留学考试为“洋高考”,这俨然又是另外一种高考。

“对现实类纪录片而言,好选题就像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需要有庞大的冰体作支撑。”纪录片《高考》的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说,作为家长,自己能够深刻体会到人们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而教育问题聚焦到一个点就是高考。“高考本身兼具新闻性与话题性,它是大部分人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广泛共鸣。”

史岩认为,在中国,地域的差别、贫富的差距是客观存在,而人们对于教育的不同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高考制度从当初的举国欢呼到现在的改革与重建,它背后是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于教育理解的日益多元化。

北大附中校长王铮是《校长的选择》中的人物,他说:“为什么大家看完《高考》之后争论多?它不是简单的对错,引发人们思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他希望片子能够继续拍下去,继续挖掘导致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深层因素。

“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让一些学生处在不正常的状态。我们都是从高考过来的,我们可能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发现所付出的和所得的相差太大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也觉得《高考》还有很多可以拍,比如为什么高考会变成一个“怪兽”。

用“纯记录”关注当下和内心

在《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的片尾,奶奶在村口目送孙女刘洋洋远行。镜头里的老人拄着拐杖,双手不住地颤抖。望着孙女远去的身影,奶奶沟壑纵横的脸上神情复杂。最后,奶奶蹒跚的背影画面上显出两行字幕——“奶奶没能等到刘洋洋的假期,她病逝在洋洋离开后的第二个月”。

《高考》摒弃了用解说词整合画面、讲述故事的表达方式,借助字幕语言和影像结构推进情节发展。这种不依赖解说词、依靠影像驱动的方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更纯粹的记录,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类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说:“《高考》‘纯记录’创作手法,客观记录,不用解说词,全用同期声,使全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近几年,当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商业纪录片引发强烈反响的同时,回归传统纪录片的一些本质,用传统的方式讲述中国当代大家所关注的话题,成了中国纪录人新的着力点。“用纯粹的纪录片方式做一个自己想做的片子,这就是《高考》最早诞生的源起。”史岩说,打开电视,大量快节奏、追求视觉冲击的浮躁影像出现在眼前,而我们想要尝试的是关注当下、关照人的内心,能够带给人们思考与感动的视觉影像。无解说的风格能够为观众理解和认知影像提供充足空间,弱化编导对观众的主观引导,“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思考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认为,纪录片关注社会现实,是最有价值的,而《高考》就是这样一部直面当下的纪录片,“它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还为中国的教育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纪录片回归纪实美学是好事,但要注意一定要有态度有温度,《高考》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