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急诊抢救中心都在一栋“999急救中心”大楼内。记者 高四维/摄

雄踞北京急救市场半壁江山的“999急救中心”大楼,浮现出原民营医院的数个管理者,他们“肩挑”着国有与非国有财产。

今年12月,众多媒体披露称,一名南航患病乘客被999急救车绕远路送往“999急救中心”医院。面对“不顾病人安危也要帮自家医院赚钱”的指责,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以下简称“999”)方面回应称,“999”和“急诊抢救中心”(全称是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记者注),两家“人财物完全是分开的”,绝非帮自家赚钱。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两个中心名为独立,实则难分彼此。它们位于同一建筑内,共用大招牌“999急救中心”,也共用部分管理人员。

急诊抢救中心1996年脱胎于一家名为“学院路医院”的民营机构,1998年该机构内部又开始筹建“999”。此后,学院路医院原负责人李立兵、邸杰入驻这两家事业单位,共同担任领导。发展中,李立兵2005年因虚报注册资本获缓刑,邸杰2007年落马并获刑12年。

记者发现,“999”存在国有财产,在“999”成立一年后才设立成事业单位身份的“急诊抢救中心”其实系社会资本举办。如果两个中心的管理边界不清,不仅会导致“急救车替自家医院拉活儿”,还可能留下“公器私用”的利益后门。

对此,“999”工作人员称“两个中心就是一体的”,急诊抢救中心工作人员称问题“有点敏感”,将转交有关部门,“如果回避采访,希望你们谅解”。

民营前身

1991年11月30日,中央某报刊发了一条272字的消息:一家医院采用直流电化学综合疗法治疗人体深部癌症,显效率达80%。院方的受访者,是“北京清河南镇学院路医院院长邸杰”。该消息的多处语句在见报的4个月前,就已出现在一本林业杂志上,杂志中,“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医院”才是采用所谓新疗法的主角。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五棵松医院负责人系邸杰和李立兵,两人为北京人,都当过学院路医院院长。目前,工商、卫生部门官网已无法查到这两家医院的信息。

中国科协主管的一份刊物在1990年7月提及,李立兵原本“是搞电的”,中学就对电着迷,玩过收音机、电视机,“玩什么什么灵”。据称,先后在4家医院工作之后,李立兵对医学产生兴趣,记者从北京医疗界资深人士处得到类似说法。

科班出身的邸杰,1982年从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厂矿医院做外科大夫,研究过治癌理论。几年之后,他调入另一家医院与李立兵相识,不久便双双来到五棵松医院担任领导。刊文时他们30来岁,邸杰年龄略长。

学院路医院不仅拥有治癌技术,1994年,某杂志介绍该院采用改进祖传秘方的“压缩丹”治疗痔瘘效果良好,此后还有媒体称其擅长治疗创伤。

然而,民营医院恰逢发展初期,学院路医院一度经营不佳,并未给市民留下太深印象。1996年以前,该院只有20张床位——套用今天的医院评级标准,床位量刚够一级,处于最初级。

记者辗转询问医院周边1公里内多名50岁以上住户、当地多名在职及退休基层干部,他们均表示此处当年算近郊,偏僻荒凉,从未听过这家医院。一名退休基层干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带在上个世纪仍是村庄模样,没有高楼,学院路医院所在的位置早先只有一两层,占地面积约几百平方米。

贷款1.8亿升级“急救毛坯”

后续的变动都与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北京市红十字会有关。

“学院路医院能被红会看中,官方给的理由肯定站得住脚。”一名与此次合作有接触的人士告诉记者。

率先于1996年年底在学院路医院挂出牌子的,是“急诊抢救中心”。记者掌握的《发展中的北京红十字事业(1928-1998)》图册显示,1998年,该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不过,它现今已不在红会组织架构内,名列其中的是“999”。

“999”也是在学院路医院内筹备的,于2001年5月试运行。中心负责人曾称,成立之初向银行借贷了1.8亿元,一名红会退休领导也撰文回忆,当时每年利息达700万到800万元,后改由政府贴息。

学院路医院对合作颇为上心,把日收入及借款用于基建,甚至冒了虚增注册资本的风险。了解案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心起初注册资本小,未达到某银行贷款条件,故而虚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2005年,李立兵一度受羁押。

该人士透露,律师认为其获贷后发展良好,不影响还款,未造成社会危害,不应定虚报注册资本罪,此案或因受调查的上级领导牵连。记者获悉,李立兵最终被定罪但获缓刑。

前述人士回忆称,北京市红十字会与电信部门沟通后,“999”获准缓交设计、施工费用。1999年6月,红会与5家通讯设备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红会领导多个夜晚还亲自到郊区调研线路是否畅通。

在这名领导看来,单靠“120”满足不了北京的需求,设立“999”这样的竞争机构可促进共同发展,红十字会在国际上就是负责救护救灾救助的。他还说,红会成立“999”要自筹资金,不能向政府要钱,“要有一个老的急救机构的‘毛坯’,以便在‘毛坯’基础上发展”。

“毛坯”就指脱胎于学院路医院的“急诊抢救中心”。北京医疗界一名资深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挂牌之前,学院路医院曾是“120”的急救站,“连使用的票都是‘120’的”。设站、挂牌都经过红会协调。

两个中心在北京卫计委登记的执业地址分别为清河东路1号、2号,虽然相隔1号,但其实位于同一建筑,楼顶只竖一块“999急救中心”大招牌。进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两个中心的小牌匾,大厅设多个诊室,右拐却有通道通往急救调度中心。外人极易以为它们是同一家单位。

北京市卫计委资料显示,“999”的诊疗科目只登记了急诊医学科,侧重院前急救,即出车把病人送到合适的医院。“急诊抢救中心”登记了急诊医学科、内科、外科等19项,有能力院内急救——接应急救车运来的病人。

业务布局远超“民营前身”能量

《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宣布了“999”的诞生。彼时,“999”已有20余个急救站,紧逼经营12年的“120”网络。后来,有的“999”急救站索性就设在“120”急救站旁边。

2002年,卫生学校中专毕业的苏红(化名)到刚成立不久的999某急救站当护士。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排班采取“三班倒”,急救站专门解决了一套集体宿舍,距站里大约10分钟路程。

在此工作5年以上的苏红回忆,不少病人都是因车祸受伤。

一名清河退休基层干部透露,“999”与“122”联动,有的急救站与交通队挨得极近,“这边出警,那边马上就一起走”。清河多处提示牌也将“999”与交通事故“捆绑”,例如:“发生交通事故请您拨打报警电话122,急救电话999”。

急救业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999”在交通事故救援方面颇有竞争力,近年也在郊区县新增了急救力量,原因之一或是“那些地方附近的高速公路容易出事”。

后来,“119”“110”也成为“999”的联动搭档,甚至一些急救车驻进了消防队。

除了兼具门槛和含金量的策略,“999”也展现出了民生意识:接到抛锚车主的电话,“999”能迅速联系拖车机构;针对孤寡老人,“999”研发了呼救器,并提供语音和上门服务。

口碑鼎盛时,机制灵活的“999”一度被舆论作为批评“120”的“正面教材”,当部分“120”司机被曝“收红包、绕远路”时,有政协委员感慨“999”是“一片净土”。

“999”负责人曾称,2003年,“999”年营业额四五千万元,红十字会每年补贴两三百万,“基本盈利”。截至2005年,1.8亿贷款已还了0.6亿。

2014年,“999”几乎与“120”平分市场:《2014年北京市卫生工作统计资料简编》显示,该年度全市院前急救就诊人(次)为587575,北京市“120”网络占289611人,占比49.3%。

“999”声名鹊起,同处“999急救中心”屋檐下的“急诊抢救中心”,也爆发出远超“民营前身”的能量。

2010年,本科学历的刘美(化名)到此工作,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自己已拿到执业资格,同事有的安排在住院部,有的分倒各看守所,“给病情轻的犯罪嫌疑人看病、打针、开药”。

2013年,急诊抢救中心变更了“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地址,1处原址猛增至25处,其中14处系监狱或看守所,其余是公安病房、戒毒科等。

北京卫计委资料显示,目前,急诊抢救中心的等级已由“二级合格”晋为“三级医院(未评级)”。

医院系社会资本办的事业单位

业绩飙升的背后变化微妙——学院路医院1996年挂牌为急诊抢救中心,6年后它的身份由民营机构变成事业单位,举办单位为“北京市红十字会”。不过,“法定代表人”一栏依然曾写学院路医院原院长邸杰的名字,后替换为另一名院领导李立兵。

民营的影子没有消失。北京医疗界一名资深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邸杰后来出事了。记者从官方渠道证实了这一点。

邸杰是2005年6月起任急诊抢救中心法定代表人的。法院渠道消息显示,当年7月,清华大学附属玉泉医院欲与该中心合作建立病区,邸杰利用职务便利,以该中心某合作单位的名义与玉泉医院签订合同,在玉泉医院内建立合作病区。

合作病区实际由邸杰的妻子参与经营,医护人员、医疗设备也由邸杰指定急诊抢救中心向该病区提供。消息称,2005年8月,邸杰伙同其妻以合作病区周转资金为名,以合作单位的名义向玉泉医院借款20万元,钱随后转入邸杰为法定代表人的其他公司。

邸杰的落马源于急诊抢救中心的成品油交易。2004年至2005年,一名没有经营资质的油贩伪造了某石化公司公章,向该中心销售掺杂、掺假的42.6万余升柴油、1675升汽油,获款137万余元。

2006年,油贩落网,他主动交代曾向邸杰行贿两万元,且邸杰明知其不具资质。

一系列违法行为随后被牵出,2007年,邸杰因三宗罪一审获刑12年,其中包括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根据法院消息的表述,急诊抢救中心虽为事业单位,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事业单位”,即并非“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

关于职务侵占罪,消息称“急诊抢救中心法定代表人邸杰”为“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人员”,关于受贿,邸杰的罪名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两个罪名的犯罪主体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国家工作人员。

非国有的色彩早已显现了。1998年,《光明日报》一篇报道将急诊抢救中心称为“股份制机构”,报道未披露股东及其参股比例。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编制部门获悉,2002年5月21日,也就是“999”设立为事业单位并试运行的一年之后,急诊抢救中心的身份变成了事业单位。

其实,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大多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事业单位那时除国有外,还存在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甚至民办的事业单位等类别,1996年后开始逐步转型。从民营转为事业单位,反而并不多见。

但社会资本的烙印似乎没有消除,就在最近,“999”副主任田振彪还公开解释,“急诊抢救中心是社会资本办的医院”。

这家医院开办资金达8480万元,确实远超北京其他红十字会冠名的事业单位,而“999”的开办资金仅为10万元。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急诊抢救中心净资产期末数约为2.8亿元,2014年增至3.22亿元。这两年,紧急救援中心净资产期末数分别为0.58亿元、0.47亿元。

部分原民营团队成员同时管理国有财产

执掌急诊抢救中心的同时,李立兵和邸杰也进入了“999”管理层。

“999”有“公家属性”,它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组织架构内,存在国有财产,主任、法定代表人均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兼任。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邸杰2005年3月受聘为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按照法院消息,1个月之后,他开始利用职务便利,伙同急诊抢救中心工作人员用999救护车私自转送病人,共将4.43万元费用据为己有。

邸杰因此事被认定为贪污罪。法院称“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邸杰为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非法占有国有财产”。

今年12月,当“999”被指“不顾病人安危也要帮自家医院赚钱”时,“999”副主任田振彪公开解释,“999”仅指紧急救援中心,与急诊抢救中心是两个机构。

但媒体很快发现,一名崔姓医生曾与急诊抢救中心签约,工作内容却来自“999”;两个中心年度报告的填表者是同一人;连“999”官网标志也将两个中心并列。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其实,田振彪本人1998年就进入了急诊抢救中心,初为神经外科医生,现还是副院长。北京医师执业注册信息显示,他执业地点现为“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北京市红十字会创伤医院”。

一篇田振彪的人物专访还披露,2001年委派他到“999”任值班领导的,正是李立兵。

那年,李立兵被媒体报道为“999”副主任,去年,他继续以此身份获首都劳动奖章。他现在还是急诊抢救中心法定代表人。

“两个单位,一套人马。”前述红会退休领导曾回忆。记者发现,两家单位所在的建筑只竖着一块“999急救中心”的招牌,“急救”理解为“急诊抢救”或“紧急救援”,似乎都说得通。

不仅是管理层,两个中心日常运转也界线不清。2015年12月,中国卫生人才网发布“999”的招聘信息,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德外清河东路1号人事科”。其实,清河东路1号是急诊抢救中心的执业地址,“999”位于清河东路2号。

“999”2014年年度报告称,一些成绩是“在(急诊抢救中心)李立兵院长的领导带领下”获得的。

事实上,对于两个中心的发展脉络及性质,一些卫生行政官员也不清楚。北京卫生系统某区级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前只知急诊抢救中心挂靠在红十字会,近期看到报道才发现诸多疑惑。

999号码的法律空间正在缩小。2013年,国家卫计委《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全国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为120,卫生部、信息产业部2004年也曾发过类似通知。对此,北京市红十字会时任秘书长2005年曾表示,999是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过信息产业部申请的专用急救号码,如果取消,最后也要给总会一个交代。

就在2005年,为了隔绝“急救车为自家医院拉活儿”的利益问题,120急救中心撤销了院内医疗功能,只做院前急救。当时有人提出“999急救中心”也应该效仿。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999急救中心”照此分离的难度不小,因为这既涉及红十字会管理体系,也意味着原来的民营负责人或退出经营国有财产,或放弃运营20多年的医院,必然利益受损,“谁愿意这样彻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