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辈子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喻克伦左手按着饭桌的一角,右手在半空中比划了几下,嘴角和眉毛同时上扬,咧嘴一笑,两眼放光,兴奋地重复着这句话。这种表情,今年才开始慢慢出现在喻克伦脸上。新年伊始,他用了不到6天的时间,还清了长达35年的债务。

每当说起这件事,这个1949年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营山村的汉子就咧开嘴,哈哈大笑。喻克伦在家排行老八,从小就不爱伺候庄稼,喜欢出去“闯江湖”。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幕。去“见世面”成了喻克伦外出闯荡的主要动力,一床棉被、一个铁碗、一双筷子则是他“闯江湖”的全部“武器”。

“我没别的,越是穷,我就越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挣钱的。”同村人口中的“喻八”更愿意把自己比作那个年代的“弄潮儿”,因为自己算是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

喻克伦在这一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小分队,20多人不是喻克伦的表哥、表弟,就是叔叔、大伯,全都沾亲带故。

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丹巴县修公路,前后一年的工期,全部人员工资加起来有6000多元,全是5元、10元的面额。喻克伦瞪大了双眼,这是他30岁前见过最多的钱。

为了把钱安全带回家。喻克伦将洗脸的毛巾裁成一块块小方巾,将6000多元钱分成10份,包裹在小方巾内,再用针线缝在自己的毛线背心上,最后穿上一件军大衣。喻克伦清楚记得回家路上自己的双手一直紧紧抱在胸前,那感觉就像自己穿了一件防弹背心。

每人可以分到两三百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这次“甜头”,让喻克伦在村里着实风光了一把。想跟他干的人,一下猛增到100多人。喻克伦干活特别卖力,不喜欢斤斤计较的做事风格,得到了大包工头黄汉全的认可,并表示以后会对他“多多关照”。

没过多久,黄汉全邀请喻克伦去贵州修公路挣钱,喻克伦名义上是包工头,其实和其他工友一样都是打工的。“最多算是一个召集人。”喻克伦说。

1980年至1984年,喻克伦的队伍跟着黄汉全总共做了4个工程,这4个工程没有拿到一分钱,建筑队伍也从最开始的100多人锐减到30多人、10多人,最后只剩下喻克伦自己。

这让喻克伦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失败感,那些都是自己的亲戚啊!”。喻克伦多次找黄汉全讨要工友的工钱,4个工程工钱加在一起差不多3万多元,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

“我和所有的工友一样,都是干活挣工资,并没有参与到工程的管理。”喻克伦说,“拿不到钱,真的很无奈。”

事实上,喻克伦除了无奈之外,内心还是承担着较重的包袱,“工友都是因为相信我,才一起出来挣钱的,我有责任帮大家要回这笔钱。”

“最艰难时我们一家只有一捆莴笋过年,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把手表和女儿的毛衣棉袄都拿来换食物了。”独自坚守的喻克伦度过最潦倒的一段时光。那几年,因为没有钱,喻克伦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这也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家住乐山市井研县周坡镇石马村6组的龙德康是当年喻克伦建筑队的成员,和喻克伦关系比较好。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村里修起了平房,当时能修起平房的人不多。其他工友还发起了持续几天的要将龙德康新平房推倒的行动。

大家的理由很简单,喻克伦吞了大家的钱,而龙德康也有份。“当时我在村里名声算是臭了。”喻克伦说,“我亲表叔当着我二哥的面说我一口能把一根竹竿吃完。”(注:比喻心黑)

喻克伦“好像被猛抽了一耳光”,“我没有黑过大家一分钱,我一定帮大家要回工钱,洗刷污名。”

独自留在贵州坚守的喻克伦,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偿还这笔钱。他自己单独接了几个工程。“本来指望这几个工程赚点钱,但好几个工程款都成了死账。”

“这笔钱如果算不清楚,那我真的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喻克伦说,当年一起出来打拼的兄弟,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

翻看当年一起在工地的合影,工友已经有10多人去世,这让今年67岁的喻克伦越来越感到不安。“如果哪天我也走了,这真的就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账了。”

2月3日,喻克伦拨通了龙德康的电话,“你帮着联系一下当年的工友,我要回来把账了了。”龙德康没敢给人提这个事。他不相信,35年前的旧账说还就能还了。直到2月12日上午,喻克伦抱着现金出现在老家,龙德康才相信喻克伦。

35年前,大家都没有什么文化,法制观念也不强,更别提能有个啥凭证。“我们一起回忆,能多回忆起来一个是一个。”他侧着头,认真地在脑海搜索着当年的情景,“时间太长了,记忆有些模糊,尽力回忆,争取一个都不能少。”

兑现了100多名工友的工资,喻克伦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结打开了,此生无憾了。”喻克伦嘿嘿笑着说,“这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落叶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