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消息,说一本科就读于西北普通院校的学生,工作两年后,考上京城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他本以为从此“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却在找工作时屡屡碰壁。几番折腾下来,他发现问题还是出在学历上:招聘单位不光要看最高学历,还要看第一学历。在名校学历的含金量逐渐被稀释的当下,这种现象是“学历歧视”的新演绎形式。

一些本科就读于非名校的学生,花了三四年时间准备名校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好不容易通过了笔试,甚至分数不算低,却在复试中被淘汰了。与此同时,一些名校因为有较多推荐免试指标,很多学生轻松获得“保研”资格。这被称为名校的“学缘歧视”,名校的研究生院似乎更乐意录取本校或者相同层次学校的本科毕业生。

歧视是一个泛化的表达。遭遇“不公”时,人人都想舞弄几下反歧视大棒,仿佛那样便是“政治正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反歧视”混淆了偏好、偏见与歧视三种情形。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对歧视现象进行过系统性分析。他认为:歧视行为通常是歧视者的一种偏好,为了坚持这类偏好,他们宁可损失一部分生产效率,并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和机会成本。也有人认为,歧视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或个人),按身份归类(如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而非品质,给予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区别对待。按照以上对歧视的定义,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情形:一位雇主宁愿以更高的薪酬雇用一位白人,而不是以较低的薪酬雇用干活更棒的黑人。这就是典型的种族歧视。

地域歧视是中国人熟悉的歧视。地域歧视来源于地域偏见,河南、安徽、苏北就是“重灾区”。即便在上海一城,也存在着微观的地域偏见——“上只角”“下只角”的区别,至今影响着一些上海人选择居所、工作乃至婚配。当这种偏见固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时,就难免出现地域歧视。

但是,“学历歧视”既不是对“弱势群体”的区别对待,也不是刻意自损效率的偏见。一些人认为,在求职、升学的时候,不管来自什么样的学校,都应该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这句话不错,但是,“同一起跑线”的意义是招聘和招生方提供最基本的机会——投简历和报考的机会,而不意味着大家都被选中。

有人会摆出一句老话,说所谓“学历歧视”让一些有能力者失去机会。这是似是而非的诡辩。在一所好大学上学,享受更多的学习资源,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难道不是有能力的体现吗?批评一些用人单位的唯学历论,是因为他们设置了过高或者不必要的学历门槛,比如环卫部门非要招个名校硕士等。然而,借此贬低名校学历的价值,走入了反智的误区。

还有一句老话说:名校也有差生,非名校也有优秀学生。但是,理性的招聘方会综合考察应聘者各项素质,如果学历不如人,那就必须拿出证明自己能力的强有力材料。遗憾的是,一些抱怨自己遭遇“学历歧视”的人只看到一纸文凭的差别,却没有看到文凭背后所代表的实力,而除了学历,又无法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从用人单位角度出发,招聘时着重看应聘者的学历,其目的是为减少自己的用人风险,或者为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或许有人觉得仅以学历筛选太粗陋,有失公平。但是,公平和效率往往是妥协的,不同性质的职业对公平也有不同的基准要求。比如,在国家公职人员招录中,就不宜过度强调名校和非名校的区别,这是因为全社会对国家机关提出了更高的公平要求。但是,对一般企业来说,公平要向效率妥协。

一些本科非名校的研究生遭遇所谓歧视,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生教育及其选拔机制——如今,考研应试化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顽疾,甚至某些非名校考生的整个本科阶段,就是高中的延长补时。与早早进入实验室,参加各种实践创新项目,轻松获得出国交换学习机会的本科名校同学相比,那些大学期间做了无数套考研模拟题的本科非名校学生的差距,显然是存在的。

歧视是公正的反面,抵制歧视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武器,这就决定了不能随意扩大歧视的内涵和外延。一个反歧视的社会,要先从对歧视给出精准定义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