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抑制投资的“再平衡”能否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地方政府投资、融资合理不合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究竟有多大,如何控制?城镇化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昨日,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14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专家学者分别对中国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消费过低、投资过高”

是个错误判断

事实上,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投资也被严重高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如是表示。

蔡洪滨认为,“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现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严重,这是因为中国GDP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与其他国家有差异。

一方面,消费被严重低估了。其中包括,住房消费、服务部门消费、会计制度不规范等原因。如果经过调整,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至少10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投资被严重高估了。这主要由于投资统计存在大量重复计算,使得各省的GDP总和远大于全国GDP。如果经过调整,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减少约10个百分点。调整以后,投资占GDP比重应当低于40%—官方统计口径为47%。

蔡洪滨表示,希望通过刺激消费、抑制投资的所谓“再平衡”,不能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反而有可能使之脱轨。

这主要在于,人为刺激消费,将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事件。过早抑制制造业发展,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将无以维续。

除此以外,蔡洪滨认为,不能将4万亿刺激政策所造成的投资浪费放大到所有投资,从而走入反对投资拉动经济的误区—在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框架下,正常合理的投资也受到质疑,公共投资积极性在下降。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经济持续下行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到时就不得不再用强力经济刺激政策。”蔡洪滨说。

那该如何改变呢?应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蔡洪斌解释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

将地方政府看成企业

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类型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接近18万亿元。尽管低于预期,但从2010年底到2013年,地方债规模增加了7万亿元,也足以引起关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刘俏提醒到,2014年两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有限。

在出口增长相对乏力、消费拉动尚需时日的今天,投资仍然是满足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目标最可靠的手段。在城镇化背景下,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更将成为投资的重点。

针对行为模式严重“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刘俏建议,采用“地方政府金融”来提供服务,优化自身行为模式。

何为地方政府金融?刘俏介绍到,本质就是将地方政府看成是企业,为其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入支出表,通过对资产负债情况、财政收入支出情况、总体经济状况和潜在风险因素的分析,提供一系列债务管理方面的量化指标,并对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

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更为有效地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提升投资收益率,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稳健性、金融风险可控性和经济发展可持续性。此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及其变化纳入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后,也将根除地方政府“唯GDP论”的行为模式。

在体制创新、干部考核等方面,政府也需要给予政策支持。刘俏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把现行的表外融资平台负债变为表内的市政负债,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监督和预警机制。

城镇化的核心是就业

“城镇化的核心是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直言。

陈玉宇解释到,城镇化应当是一个为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创造高质量工作岗位的动态过程。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80%,这就要求政府为近5亿人口在城市提供工作及配套公共服务。

这就需要回答“谁的城镇化”、“在哪城镇化”、“如何城镇化”的问题。陈玉宇认为,城镇化的核心工作是每年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人口解决其城市就业问题。

除此以外,城镇化需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大城市是现代经济创造价值的引擎,创造GDP最高的600个大城市生产了全球60%的GDP。按照这一发展要求,陈玉宇认为,中国应当有100个城市进入这600个大城市的名单。

“所以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发现有潜力的100~200个城市进行重点改革,引导其成为创造就业岗位的主战场。既满足年轻人就业需求,又避免新增劳动力过度集聚在特大城市,给城市发展造成压力。”陈玉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