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差生逆袭”折射当下成功观

“差生”逆袭,“好生”失落。这似乎是近年来不少“80后”的体悟。在这一心态背后,隐藏的是教育模式里的误区以及当下社会对“成功”的定义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张舒

“这次参加同学聚会,我觉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沈童(化名)感叹,“当初班级里的‘差生’不少都已经小有成就了,相比自己,上学时成绩优异,如今却事业平平。我有点儿疑惑当初自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学习上到底值不值得……”

白手起家的“差生”们

沈童,28岁,北京一家公司的白领。从中学同学聚会中得知当年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差生”同桌潘皓(化名),如今已是老家3家网吧、两家宾馆的老板。

奢侈的生活,让这个曾经的“差生”成为了饭桌上最热门的谈资。在同窗们无限欣羡的口气里,沈童回忆里的潘皓渐渐鲜活起来。

“我们初中是同桌,我的成绩很好,而他的成绩却一直在班里倒着数。那时候我们关系很好,每次帮他答疑的时候,我都隐隐为他担心,‘这样的问题都不会做,将来考试可怎么办呀?’”

沈童回忆,潘皓在高中时经常打架,为此,辗转过几家学校,甚至去了外地读书,可情况依旧。毕业后,潘皓没有继续读大学,而是开始了在各地打零工的生活。从被骗广州做传销到去四川开小饭馆,再到后来回老家开网吧、开宾馆,潘皓的故事在沈童眼里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吧,我这样的温室花朵和他没法比。他在外闯荡,频频受骗上当的那几年,其实就是我在大学校园里傻疯傻玩、乐不思蜀的那几年。”

无独有偶,王远,西安一家小超市的老板。高中时成绩一般的他,只考到了陕西省内一所专科学校。还没毕业时,王远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最早只是在学校附近和同学合开了一家小餐馆,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就买了个门面,自己开了家超市。”

“事业是闯出来的。最初,我每天早上5点去进货,谋划着小店怎样做出特色。”王远说,“虽然上学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有如今的成就,全靠自己打拼。”

“逆袭”有捷径

沈童的另一个初中同学汪铭(化名),也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一条和她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最近正在着手准备开公司,前几天聊天的时候还听他感叹,虽然当初他的成绩很差,但如今也凭着努力闯出了一番自己的天地。”沈童说。

虽也是白手起家,可在汪铭眼里,“差生”逆袭,除了自己这样自食其力的奋斗型,似乎还有些捷径可以走。

“这是个‘拼爹’的时代,我身边好几个高中同学,当初成绩也很差,但是他们家庭条件好,凭着家里的资源,早就已经买房买车了。”

翁洋(化名)就是汪铭嘴里的这类“幸运儿”。

翁洋是个土生土长的吉林小伙,高中时成绩平平的他,勉强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那3年说是上学,其实就是混下来的。自己心里也知道,凭着家里的条件,毕业以后不愁没吃没喝。”翁洋坦言。

果不其然,大专毕业后,翁洋在父母的帮助下,留学去了澳大利亚。归国后,在父亲的公司里做事,如今已小有成就,“接手父亲的公司是早晚的事。”他说。

翁洋的玩世不恭,也曾让父母伤透脑筋,“但终归不能撇下我不管不是?”说起那段混日子的时光,如今已然成熟起来的他有些害羞。“其实直到来我爸公司上班,逐渐接触工作开始,自己才慢慢开窍了,知道努力了。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我爸妈也高兴了。”

翁洋眼里,自己无疑是幸运的,“其实当初之所以没有好好学习,也是因为有这个底气。我承认自己走了捷径,但这就是现实的社会,没有那么多公平可言。”

面对“翁洋们”的成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有些担忧,“这些凭借家庭资源而成功的案例,究竟能不能算是‘差生’逆袭?在现行体制里,谁去考证,他们所谓‘成功’的背后,是否都为合法经营?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再者,中国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很大。成功的标准无法统一。在北京高额的房价和物价之下,几千块的工资只能维持正常的温饱。而在小城市里,你可以活得很滋润。”周孝正说。

一样的收入,不一样的生活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间的生活差距,李昕(化名)深有体会。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北京时间17点,李昕走出单位大门,挤上人满为患的公交车,在堵车大流中,缓慢摇晃着前行。一个小时后,北京钟鼓楼的身影在阴霾中隐约可见。这身影有些亲切,这份亲切来自她的家乡,陕西西安。

同在这一天,一个小时后,王远(化名)离开超市,在门口停车场里找到自己的车,悠然驶向家门口一家新开的餐厅,妻子约他在那里尝新。

李昕高中毕业8年了,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工作已经3年多的她,依然和同事在一间合租的小房子里挣扎。由于住处离单位距离很远,李昕每天辗转其中,“来回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下了班就往家奔,出去和朋友吃个饭都不敢,生怕错过回家的公交”。

面对自己曾经北上的选择,李昕一直有些纠结。“同样的工资,在老家,我可以和他(王远)一样轻松自在,车、房也都不是问题。可在北京,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人,买车要等摇号,房子压根就不敢想。”

说起同学王远,李昕感慨万千,“高中时,我俩的成绩相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我是班里的前三,他是后三。高考我考来北京,他却因为成绩不理想而复读了一年。最后,也只去了一所专科学校。可现在,他已经有房有车、娶妻生子,而我却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其实在李昕眼里,她和王远生活上的差距并非源于收入。“但每次聚在一起,总觉得他是老板,我就像个民工。在同学眼里也一样,他是小富即安,而我却远远不如读书时‘辉煌’。”

李昕感叹,“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个名牌大学读的是不是有意义了。”

误区与标准

“教育的意义在哪一直是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现在名校的“高材生”们,看到当初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已经小有成就,肯定会心里不平。可是要让他们选择创业路,“十有八九不愿意。”

根据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调查,从2007届到2009届,高职高专自主创业比例远远高于本科。创业比例最高的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创业更倾向于“受邀创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等被动因素。

“也就是说,越是就业好的学校,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就越少。”熊丙奇说,“有调查说,高考‘状元’鲜有职场‘状元’,这很正常。因为高考的分数,只能反映一个人的某个阶段某一方面的能力。”

“我国目前存在着升不了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创业、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的学生)才无奈创业的现象,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这(现象)视为‘差生创业’。”熊丙奇说,“这是我国教育和就业的严重错位,值得引起重视。”

熊丙奇认为,“学霸”之所以会失落,是因为我国大学的教育,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学历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教育。不少学生上大学,为的是一张文凭,在本科毕业后,又去追逐更高的硕士、博士文凭,以为学历越高,自己越是‘高级人才’。可中国很多大学千校一面,培养的学生也无个性、特色,缺乏核心竞争能力,更别提拥有创新创造能力了。”

而在周孝正眼里,“学霸”们学来的知识无法学以致用,是我国大学教育里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大学里的行政化现象严重,这就促使教育里存在‘官本位’的误区,这也就是为什么高材生们无人创业,反而纷纷去考取公务员。这个现象是很不正常的。再有,一个人成绩的好坏和他挣钱多少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怎么能比较呢?挣得多就是成功,这个解释合理吗?”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不少人,包括沈童。

“在老家,绝大多数人对成功的定义就是你挣多少,如果你不是这个标准,就会显得很另类。”沈童说,尽管她知道这个标准里存在的问题,可却无法辩驳。“生活环境不一样,价值观肯定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