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严肃时代,“海派”这个词基本上算个贬义词。

五四运动以来,海派文化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上。本来北京是“首善之区”,皇帝手下的奴才顺民和忠臣烈士,自然不会把多少有些市井气的海派看在眼里。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办创造社,刘半农就轻蔑地称他为“上海滩的诗人”,而鲁迅对上海的文人,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一网打尽曰:“才子加流氓”(具体来说,是指郭沫若)。


其实刘半农要从地域来划分,出身江南,恐怕也要算上半个海派。鲁迅呢?在上海那么长时间,绝对称得上是“海派中的刺猬”。


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在日本完全占领上海之前,上海才是根红苗正的革命者的故乡,在政治正确性方面,什么时候轮得到北京人说话?鲁迅的革命精神自不必多言,往早了说,晚清最大的诗社南社成员主要都是在江南一带活动,晚清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也以上海为最重要的据点,还有革命文学的诸位健将——比如痛骂鲁迅的郭沫若和成仿吾——都与海派脱不了干系。


海派,就是花样多、反应快、变化勤,追逐时髦,敢于创新,也正因此,得了个“才子加流氓”的诨名,下马是才高八斗饱读诗书,上马是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化多端,无法一概而论,统而言之曰“海派”。


松弛又杂乱是它的特征。


在半殖民地文化背景之下,上海多了一些十里洋场的喧哗,却也因此保存了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生气,文化气氛相对比较轻松。


这里的文化人,他们一开始就面对了市场,市场就是衣食父母,脱离了皇帝的保护伞,他们需要用新的文学技巧和审美方式来吸引读者,于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批文学先锋脱颖而出,在讲载道的文学的京派文人面前,上海的文人讲为艺术而艺术,唯美派、现代派、颓废派、新感觉派、普罗革命派……


文学形式上的自觉革新让他们走在时尚前沿,他们的作品或激进或世俗,但似乎总给人一种有闲阶级有病骂娘无病呻吟的印象。


有病没病的都得活着。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新旧文学的战场就摆在上海。支持文学研究会的商务印书馆(现虹口区四川北路856号)和支持创造社的泰东书局,形成了一个新文学基地,与鸳鸯蝴蝶派为首的旧派文人阵营相抗衡。


虽然鸳鸯蝴蝶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大众媒体,但在纯文学的领域,激进的先锋派——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形式上的先锋派——却得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读者群的拥护。


欲望遍地开花。有才的真有才,给人的印象是“才子加流氓”。郭沫若旗帜下的创造社显然是“才子加流氓”的大本营。

“沉沦”的郁达夫着迷于性压抑,描写自慰,而名声大躁。《沉沦》正是1921年由泰东书局出版的。

还有两位,是革命青年阵营中的叛徒。创造社最多产的作家张资平是写性的高手。


1928年之后的四五年间,他以每年平均4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出书,将早期创造社中所弥漫的那种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位性爱博士的笔下,性烦闷、性病态、性怪癖、性猜疑、性虐待、乱伦、性病、三角恋和婚外恋一应俱全,他沉溺在对性的肉欲式描写之中,他那无所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似乎有一种萨德一般的对女性的征服欲,虽然李长之对他用流利的国语来写新小说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在大多数文学写作者眼中,张资平是一位堕落的作家,他的写作已经成为对立面的榜样,沈从文就批评他“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


在《苔莉》之后,他和创造社的同仁彻底决裂了,对于那些以革命为己任的同志来说,张资平已经背叛了革命,只要他还写这种有伤风化的流氓小说的话。

相比之下,“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比张资平温和得多,但他的小说中同样不时出现性挑逗的句子。他后来在香港,专写性的专栏,结集为《书淫艳异录》,可见他的兴趣所在。


1931年后,叶灵凤的一系列小说(如《紫丁香》、《第七号女性》、《忧郁解剖学》)用充满感官刺激的文字直接切入到最现代的都市男女的开放生活。这些作品和穆时英、刘呐鸥的新感觉派作品非常相近,但在叶灵凤的都市敏感的背后,似乎还并没有完全泯灭一种旧式文人的感伤情绪。他觉得,如果因为纯文学的缘故而将读者拒之门外,那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最初与创造社合作的是泰东书局。泰东书局成立于1914年,谷钟秀是泰东图书局首任总编辑,首任总经理则是欧事研究会另一骨干欧阳振声,早期通过成仿吾的同乡李凤亭,与当时在日本的创造社有了联系。


泰东书局的地址先设在南成都路(今成都南路),后迁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220号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并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设有门市部,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及其家人曾经寄居于泰东编辑所里。


在一个半月里为泰东图书局编辑了三部书稿:一是编定诗集《女神》;二是改译《茵梦湖》;三是标点《西厢记》。特别是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的《女神》的畅销和引发的巨大社会反响。如果说日本是创造社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泰东书局,就是创造社的坚强后盾,没有泰东书局,张资平的早期作品《冲积期限化石》《爱之焦点》还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呢。


不过,所谓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郭沫若虽给泰东编辑书刊,却不曾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既无合同,又无聘书,工作报酬既少,数目尚不确定,还只能三块两块的到柜台上去取,居住环境又相当不如人意。


初出茅庐时创造社诸将籍籍无名,现在可不同往日了,郭沫若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文坛一方霸主,还能看得上这点杯水车薪?于是,他们决定抛开泰东书局单干,租定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作为出版部门市兼编辑处,于1926年3月18日成立创造社出版部。


而在此之前,1926年1月1日,郭沫若、 恽代英、 张闻天、 沈雁冰、 杨贤江、沈泽民等人在三德里A3号成立中国济难会。


正在创造社出版部将要成立之前,郭沫若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往广州去了。创造社出版部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三个人主持,史称“创造社小伙计”。这个跟随叶灵凤一辈子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至1927年,叶灵凤还为泰东书局的出版物设计封面、插图和装帧。

1928年1月,创造社出版部由宝山路三德里迁至四川北路麦拿里41号。麦拿里于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占地面积115 平方米,砖木结构假三层,联排式新式里弄建筑。立面连续券柱式构图,多种券式混合使用,壁柱上有简化柱头,中置券心石。


迁至麦拿里之前,由叶灵凤三位“小伙计”负责,而迁至麦拿里后,创造社出版部由成仿吾、冯乃超、王独清主办,他们编辑出版了《文化批判》月刊(共出五期)、《流沙》半月刊(共出五期)、并持续出版1926年3 月创刊的《创造月报》(第八至十八期)。

先后编辑出版《文化批判》、《畸形》、《流沙》、《文艺生活》、《创造月刊》等刊物,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直至1929年2月7月,创造社出版部被国民政府查封。    


创造社这个大集体中的文人,命运却各不相同。郭沫若在鲁迅去世后俨然已是整个文坛的盟主,郁达夫莫名其妙死在苏门达腊,叶灵凤被“左联”开除后辗转去了香港,张资平参加了汪伪政权抗胜利战后从文坛消失,潘汉年死于狱中,成仿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冯乃超成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田汉是“四条汉子”之一……


各有各的传奇。而才子加流氓的时代,也已成为文坛旧事,留在故纸堆中等待着有缘人的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