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海黄浦江的岸边,“麦都萨”号轮船,火油灯下。

36岁的巴富尔(George Balfour,又译贝尔福)上尉,英国所派的第一任上海领事官。他的身边只带了几名随从:翻译官麦华佗、兼任领事助手的医官海尔和馆员斯特拉钦。


这一晚,他们被上海拒绝了,只能在船上过夜。不过,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在上海大干一场。


船上满装着家具和食物,甚至连甲板上都堆满了这位新任领事和他手下几个办事人员的行李箱笼并洋酒、罐头之类。


他们在船舱中,举杯祝福,预祝上海的未来之繁盛。


《南京条约》后,上海是首批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


上海的历史长度暂且不提,有一点可以确认,彼时,上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即使仅仅在中国。

彼时,上海是海岸边的一个小小县城,在十三世纪当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方始有了县治。最初这地方是连城墙都没有的,直到明朝年间,为了防止倭寇常来骚扰打劫,方筑起一座城墙。


巴富尔他们开始驻扎的时候,上海还不过是一个三等县治。


他们野心勃勃,认为自己将要掀开上海的辉煌蓝图。他们以及紧随其后的早期驻扎上海的外国人,常被后来的很多外国人称为“上海先生”,认为是他们决定了、创造了上海的未来。


巴富尔,最后在岸边的外滩,当时的烂泥滩,为“上海先生”们划下了家园的界线。

如今的外滩,十里南京路的尽头处,是陈毅广场,矗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雕像。那里,曾经站立的是巴夏礼(Parkes, Harry Smith)雕像,英国第三任上海领事官(1864年任职)。


长长的外滩岸线,除了巴夏礼的雕像,还曾经矗立英国的马加礼领事官(1874年任职)、英籍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61年任职)两人的雕像。


巴富尔,从来没有在外滩“矗立”过。他的继任者阿礼国,手腕更加凶猛,与巴富尔以及巴夏礼三人,被认为是“上海先生”的标志性人物,但是,也不曾在外滩“矗立”过。


1846年任职的阿礼国(John Rutherford Alcock),依赖的是对条约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同时把黄浦江上停泊的英国军舰作为自己的后盾。


1848年,三名英国传教士前往距离上海西南40公里的青浦传教,遭到了一群失业水手和民众的攻击和痛打。青浦知县闻讯后,及时派员前去制止相救,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善后处理和赔偿,上海当局则给予拒绝,并指出外国教士无权前往位于外侨居住地以外的青浦县城,而且不应该到超出一日往返距离之外的地方去冒险。


阿礼国坚持青浦县城就是在约定的距离之内,他下令英国军舰“奇尔德”号阻止准备出海运送皇粮的1400艘船只离港。此后两周内,上海港在英军十门大炮的威胁下瘫痪了,一小撮英国士兵和数千名中国水手相互对峙着。


阿礼国最终到南京两江总督处寻找辩解和仲裁,两江总督断然置中国地方当局于不顾,满足了阿礼国所提的一切要求。


青浦事件,使得阿礼国表面上挨了批,实际上受到了表彰。他的“大炮外交政策”,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成为外国列强在华的外交方式。


阿礼国、巴夏礼以及巴富尔,都不是典型的外交官。他们以及更多的早期外国领事官,或者是商人,或者是商人利益捆绑的驻印度军官等。


巴富尔,第一个在上海插上了英国的国旗。 

但是,真正在上海插入英国国旗的关键性人物,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英国商人渣甸(William Jardine,又译查顿)。


巴富尔随行的翻译官麦华陀,其父麦都思,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35年,麦都思就到达上海,是最早到达上海的传教士之一。1832年,麦都思的中文学生郭士立,应渣甸的邀请,充当其鸦片贸易船“施路夫号”(Sylph)的译员。


“施路夫号”沿海北上直抵奉天,后为清廷得悉,随即颁令禁止,由是折回上海,经舟山、金门、厦门,于1833年4月抵澳门。


狂热勤勉的“港脚商”渣甸


1802年3月15日,刚满18岁的渣甸,作为一名船医助手,跟随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特许的中印贸易船“布鲁斯威克”号,到达广州。


吸引渣甸的不是船医5英镑的双月薪水,而是听说的东印度公司大帆船深藏的另一个大特许优惠——东印度公司贸易船上的船长、船员、船医、船医助手,均可按等级带上若干吨位的私货获利私肥,东印度公司认为:“加强他们的诚实,刺激他们的热情和坚定他们的忠心。”


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名船长出航可带56吨,回航可带38吨,平均获利约为6000英镑(超过今天的10万英镑)。一名船医则可带3吨的个人货物,像渣甸担任的船医助手一职,则只有2吨配额。


1802年9月7日,历经半年多的行程,渣甸到达了广州。在初次到达广州停留约6个星期的时间里,渣甸有最重要的个人事情就是需要处理他被允许携带的私货的购销。


1817年,33岁的渣甸,告别东印度公司,“下海”经商,做一名“散商”,又称作“港脚商”——得到东印度公司许可的自由商号。


“散商”都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卵翼下成长,成长后又反过来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利益产生最大的冲击。


一些“散商”,为了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控制,长期合法驻留在广州做贸易,大多寻求各个国家的领事职位作为保护。


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最终废除。以渣甸为代表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港脚商”,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角。


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终止,也被认为是对华交涉采取协商政策的结束。“港脚商”,被认为是一批唯利是图,“从来不按中国告示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一向主张对中国采取“进攻态度”,主张武力恫吓。有后人又把他们比作“西方海盗商人”。


在东印度垄断权被废除的第一个季度,渣甸所建立的怡和洋行,对华贸易即迅速增加一半左右。1834年,英国对华整体贸易年输出总值,由1833年的60万英镑,增长至130多万英镑。


即使东印度垄断权被废除,外国商人寻求“领事”作为羽翼的做法长期仍然保持。


上海开埠后,到达上海的英国领事官,大多尽管有官员身份,但骨子里仍然是商人。


为了保障商人贸易更大的自由度,1854年阿礼国推动了公董局的机构诞生,使公董局在上海的裁决权力凌驾于外交部门。他认为,甚至英国的外交常规部门,在处置问题上,也是过于刻板的。


渣甸是一名狂热勤勉的“港脚商”,终身未娶。据说,他的办公时间是异常繁忙的,办公桌前方不会放置客人的座椅,以确保来客以最快的时间谈成离开。他与亲友的大量来往书信,都是沉闷严肃地讨论生意问题,甚至不谈及当地的天气。


1841年,渣甸成为英国伦敦国会议员。


他很早即提示人们必须对当时的上海港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的前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早就在清朝官僚懵然不知的情况下,渣甸就与一些商人和私人企业主达成了贸易上的默契,而这都是些经常被定罪为海盗和走私犯的人。


渣甸充分评定了上海社会的能动性。他认为,上海的活力就是利用清朝官员在控制整体经济机构上的无能而造成的失控点,上海的命运将被这些失控的自治领域的发展所左右。


巴富尔在1843年11月,以英国第一任上海领事官的身份,正式将英国的旗子插在了上海的外滩。


渣甸没有等到这个时点。1843年初,他在英国因病去世。


不过,他的怡和洋行,跟随巴富尔,成为第一家正式登陆上海的英国洋行。


《车拉马儿·中国》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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