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大学整整四年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走一走中山北路。不是从头走到尾,也不是从南走到北,而是从这边到那边,从路西到路东。


从头到尾有多长我不知道,从这边到那边,大概二十米?

我的大学生涯,也不总是爬树的。其实,爬树次数也是寥寥无几,这才记忆深刻。我写散文,总爱虚构,把真实发生的,伪造成根本没有发生的。相反的事情,也照样干。


爬树和走路,孰频繁?毫无疑问是走路嘛,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中山北路,这条华东师范大学前门的必经之路。


从这里,往南,过中山北路桥,到长宁路,左转,到中山公园。从中山公园再出发,搭乘20路公共汽车,可以到外滩。这是我们进城的必经之路——当时,我们自觉在郊区。


后来才发现,真正在内环以内的综合性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在五角场,那还在中环内外哩。



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从华东师范大学的正门,横过马路,去对面的曹家巷饮食店。而且,必然得要三更半夜才好。

不是华灯初上,而是街灯已经昏暗,好学生们都昏昏欲睡了,我们才开始从宿舍里惊醒。得为这一天做一个总结,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去曹家巷饮食店炒一盘螺蛳,喝几瓶啤酒。


曹家巷饮食店在地图上没有踪迹,在记忆里也一片空白。要我描述它的样貌,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那个小店门面不大,摆了七八张放桌子,是那种褐色合板桌子,粗糙,简陋,连一张台布都不铺,就这样,吃菜时直接往桌上吐骨头,扔垃圾。


我的死党之一师涛,在当时可能不是死党。我那时是苑草小说社社长,他是夏雨诗社社长。


小说社是一个无名小社,夏雨诗社是一个著名大社。这就注定了我偶尔不忍不受师涛鸟气的背景。好在,他是来自宁夏,我是来自广东。


当时,我家还没有败落,父亲经营南果北运生意,赚到过一点钱,虽然没有发财,但是每个月给我百把块钱花销,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笔巨款了,几乎可以“夜夜笙歌”,天天“天上人间”了。


我们的“天上人间”自然,仅仅是华东师范大学前门后门的小吃店。我们住在第一学生宿舍,近前门,近水楼台,先去曹家巷饮食店吃一盘螺蛳是必然的。


前天老同学龙总来上海,约我们同室死党吃饭。龙总如今变成了龙局,不过语言方式是差不多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做媒体时,龙总一口媒体黑话;调任粮食局了,他又对粮仓头头是道。党的干部,在哪里都是专家。


可是当时,这位仁兄根本不会吃螺蛳。说老实话,我虽然小时候也没怎么吃过螺蛳,但是,我擅长吃螺蛳。


爆炒螺蛳上桌,我可以不动手不动牙签,用筷子夹起来往嘴巴里一顶一吸,就搞定。


东北的老胡有一次急了,说不能一起吃,我们每人点一盘,各吃各的。好吧,谁怕谁?我们喝酒我们干杯,且饮尽这一杯苦闷而欢脱的小酒,主要是光明、千岛湖和力波什么的。

力波啤酒苦,且贵,少喝,还是喝千岛湖居多,跟喝水似的。吃炒螺蛳喝啤酒是绝配,这个我记忆深刻。


等我吃完一盘,老胡还在抓着几个螺蛳笨手笨脚地用牙签在里面掏呢。满满一盘螺蛳,他根本没吃几个。我只好伸筷子捞过界,在未征得他允许的情况下,硬要帮忙了。很难相信,一个大男人连螺蛳都不会吃。


那时候,我们也曾经抵制过日货。主要是因为没钱,倒不是因为其他什么。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日货可以被我们抵制的吧?倒是我们寝室对面的老蔡,当时沈阳来的,似乎很新潮,随身带来了一个walkman,这大概是我早期记得最牢的英文单词之一。


当时拥有随身听的男生女生,都高人一等,看人眼睛都是斜着的,但老蔡不,老蔡根本不看你,他半闭着眼睛,天天塞着耳朵躺在上铺,一动不动,好像壮烈牺牲了一样。

那时候的耳机多拙劣啊,他天天塞着耳朵,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自我陶醉了。


老蔡擅歌,尤其擅长《读你》,所谓“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很深情,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凡是东北人,都不擅长吃螺蛳。


虽然不是东北人而是张家港(自称是苏州人)人,龙总或龙局似乎也不擅长,虽然他自称是徐霞客的老乡。听说他又当上了粮食局的局长,我免不了想起了过去在第一学生宿舍和曹家巷饮食店的时光。


我只会说这样一句话:“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算是大学里的一点残存知识,背不全了,顺序颠倒了,还记得“不稼不穑,胡瞻尔墙”还是“尔坛”?记不清了,黄酒喝了几杯,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屁话。


只记得,龙总或龙局在学校里,以巴掌大见长见犀利。打排球时,每次好不容易给传一个好球过去,他一巴掌下来,打死了。


就这样,原本活蹦乱跳的排球,一下子就被打死了。


有一段时间,很不愿意跟他打排球。其他球也差不多,一到他那里,就一巴掌打死。又不是打蚊子,可是他就是一巴掌。


龙总或龙局还在龙同学时,就声称家里有了女朋友,看遍大学里的明眸善睐女生都毫不动心。


这个修养和境界,让我十分叹服。他且有没有其他兴趣,例如,我们一进校,就兴致勃勃的,非常兴奋,加入诗社,加入小说社,加入书法协会,加入交谊舞协会,加入青年史学社,加入哲学社,加入各种社团,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先加入为快。


有一个金同学,四肢很不协调,却加入了交谊舞协会。每个周末,“大活”舞会,我们都去。


男生女生各怀目的,去那里,听齐秦唱《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我们就齐声吼叫“……的,狼!”


听童安格唱《穿过你黑发的我的手》,我们就齐声唱“穿过你的脑壳的我的脸”。


还有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们就大喊,“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全场都是这样,其实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什么都还不懂,就开始要死要活了——主要是要这种状态,要发泄,要让身体出汗。这样,喊,是一种高潮体验。至于请到自己喜欢的女生跳一曲,那就是很high了,非常得意非常兴奋。


最糟糕的体验,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请女生跳舞,可是被拒了。这是一周内最大的悲剧,或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很多事情,都只是发生在偶然间,在电光火石间。


偶然而必然,不是哲学,而是生活。只有一个人,金同学,只是必然地在“大活”(好吧,是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头上,最偏僻的一小块地方,冷静地等待舞曲响起,然后,他一个人,架起双臂,凭空搂着一团空气,一个不存在的舞伴,独自跳舞。


从来没有见他请过任何人,而只是一个人独自训练交谊舞的高超武艺。到探戈时,漫长鬼哭狼嚎,他也独自到了高潮,竟然能独舞到这种境界!彭查查时,他照样与自己想象中的舞伴一起high。大概有过一个高年级的师姐,在某个时候,竟然主动地杀过来,请他跳一曲。


这位金同学,倒也不是对女生有心病,不是有断袖之癖,而是爱一个人琢磨。那个师姐可能早已经观察了他很久,或者跟自己的女死党一起私下议论了很久,决定闯虎穴,一探究竟。不过,金同学绝对不是老虎,也不是猫。

他就是,他自己和他自己。


从舞会开始,到舞会结束,金同学一个人,从头到尾。而我们呢,真是坚持不到那么久,大概是到了一定时候,就撤了,要去曹家巷饮食店,喝几瓶以销万古愁。


龙局是清爽人,但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明白人,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于明白处不明白,于不明白处很明白。


大学时,我们住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学生宿舍,经过前门一个操场到大门,只需几分钟。不过,到了夏天,很多人都抱着席子躺到了操场上。虽然也热,总比宿舍里那种蒸笼好一点。虽然也睡不太着,但是朦朦胧胧,浑身是汗,貌似睡了一点,总比不睡好。唯一问题,还是蚊子。


人类的天敌,是蚊子吗?人几乎吃一切,但不吃蚊子。蚊子一切都不吃,只吃人。


这个世界,略微荒谬。


在那个时候,我弄不清楚中山北路的开头在那里,也不知道这条路到了结尾。直到现在,我要写这条路了,开始查地图,从头到尾看过来。


你们知道,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中国经历过一个极其荒谬的反反复复时期,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日本。


自然,应该说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切外因问题似乎就是日本了。


日本,横在你的面前,地理位置上,封锁了太平洋。文化上,船小掉头易,他们很快就从学习中国改为学习欧美,而且学得很彻底,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海战,不过三十年,不过三十年,短短一瞬,一个小国就成了强国。


那一场海战,较小规模的日本海军,以更快的那条英国军舰,一举击溃了大清北洋水师。钱呢,都被慈禧太后拿去庆生了。

不过是两百多万大洋的一条当时最高速的战船,被小日本举国之力节衣缩食买去了,二十节还是二十一节的速度,在海上,速度据说是致命的——虽然我还没有搞清楚二十节到底是多快。在英国普利茅茨还是什么地方这条战舰本来是大清订购的,但是临了,因为太后庆生,层层邀功层层盘剥,能花两亿多银洋给个太后玩,却单单少了一条战舰的两百万,以此,基本颠覆了无敌大清。


我要说这么多,其实是想说,三百多年来,从“甲申三百年祭”谈到的“甲申年”到现在,几乎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日本都横在中国面前。这也不能完全赖日本,但是,他们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存在。


中山北路,跟日本没有直接关系,跟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倒是关系密切。


当时,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知为何如此这般,似乎是打算模仿十四世纪初赶走了蒙古人的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旧黄历,总之,有过那么多短短的十年时间,南京成了一个暂时的首都,而不远处的十里洋场无比繁华的上海,就成了首都旁的一个摩登世界。


国民政府有义务好好建设上海——除了租界之外——还有大片的土地嘛,例如,位于现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建设的中心,打算建成一个样板政府,然后,再修建一条路,千辛万苦,绕过租界,由北而南,从西边绕过去,从一片农田中铺过去,再到南边,跟现在的旧南市区链接到一起——南市区和杨浦区,都不是租界,而是国民政府管辖地,但是,活生生地被现在的虹口区日租界、黄浦区公共租界和静安区、徐汇区这里的法租界隔断了,而且,是大面积隔断。

你说,国民上海政府要行个公文到南市区,还得经过几个租界,被“红头阿三”盘查?就像吴四宝那位凶悍的太太佘爱珍,去百乐门做个头,也要遭到法租界巡捕的盘查和“缴枪”?实在是不可忍!更何况,公文非等闲,岂能容外国人盘查?


但是,如果非要经过租界,你不受盘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国民政府出了这样一条“上策”,修建一条弯弯绕的大路,直通南北,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北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


至于中山东路,则可能是后来收回租界扬眉吐气之后才改的,硬把外滩当中山,政治色彩很浓。而这条“中山北西南东路”,就是现在上海内环线的雏形。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在上海爆发,国民政府调动一切人力物力来拼死抵抗,上海其实一直是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1932年1月28日,日寇出兵侵占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而让全世界看到了新生的国民政府的战斗勇气。


十九路军前身是粤军第一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当时被誉为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我的故老乡亲,很多英勇的壮士战死沙场。还有很多人都搞混了谢晋元团长领导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以为是“七七事变”时期在整个上海爆发的大战。


其实不对的,这只是在上海的外围,在苏州河北岸,西藏北路桥的拐角那幢六层楼高的仓库前发生的一场持续了四日的剧烈战斗。


那时的上海,核心区是租界,日军尚未与西方列强宣战,没有入侵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寇占领闸北后,很长一点时间,我曾写过的那座“外白渡桥”,成了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生命线。


过了“外白渡桥”到了苏州河以南,就是南方,是“解放区”,在“北方”,就是沦陷区。而谢晋元团长率领四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占据有利条件,掩护国民政府军主力88师撤退,毙敌二百多名,而自己仅十余名。


从1937年10月27日坚持到10月31日,谢晋元部88师524团抵抗了日本精锐部队四天,最后才渡过苏州河,撤到英租界。其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插曲。当时在租界、苏州河南岸“隔岸观火”的中国人都非常焦虑,愤慨,为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而欢呼。


10月28日,上海战时服务团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渡过苏州河,给壮士们送去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帜,而成为当时的激动人心的佳话


中国军队在英国租界被“缴械”后暂时软禁,随后不久乘坐军用卡车离开。


今天是“七七事变”八十周年,重温一下上海的道路,会有很多感慨。

你看上海的路,都是很奇怪的,很少有横平竖直的那种路,都是弯弯绕的,很有趣味。而中山北路,自然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中山北路是一条历史太简单的路,又是曾经的通衢大道,因此缺乏定位,从华东师范大学往北到镇宁路那一带,曾经出现过很多汽车店,物贸店,物资流通店,总之,是跟普陀区的“大物贸”定位有一定关系。


这个普陀区是工人聚居区,不是说工人坏话,而是区委的负责人总是思路怪诞,放着好好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不管,整天想着怎么搞大卖场,而至于华东师范大学把整座学校的主体搬迁到了闵行区。


其实,几万学生在这里窜来窜去的话,哪个大卖场的营业额能比?这个,什么思路呢?很奇怪。


现在已经记不得那时候怎么去复旦了,也许是搭乘69路到头大统路,再换成另外一路?或者是113路?


完全记不得了。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条路,当你走得多了,就忘记了这是一条路。同时,你还会以为全世界只有这样一条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发现一切都是错的,同时也一切都是对的。


喝了一杯酒,我的思维变得活跃起来了。在这闷热的夏季,只有写作,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我一直在找一条不存在的路,打算写一条不存在的路。但怎么找到这条路呢?既然它不存在?


这个计划,非常宏大,同时又十分精微。一旦我找到这条不存在的路,我就会去逛荡一番,shopping一番,然后回来,为你们栩栩如生地描述这条不存在的道路。如同伊塔洛·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波罗,为忽必烈大帝描述一路上看到的那些城市,那些不存在的城市。


有一座城市,你去了,却并没有去。有一座城市,你从中穿过,发现自己其实是走回头路。有一座城市,你发现根本不是城市,而是城市的倒影。你也是你自己的倒影。


至于一条不存在的路,可能首先要存在于我的心中。我开头写的是“肯定”,后来修改成可能,接着,会修改成什么呢?我对这条不存在的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走过的路,例如中山北路,重视可以确定的吧?但是,也不一定。只不过是走过而已,却无法确定。


前几天,一个美女跟我说,大师,你不是说要写一条不存在的路吗?


我问:不存在的路怎么写?

《车拉马儿·中国》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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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文学奖,叫做老虎认为你该得奖


       作者|叶    开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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