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天,大学毕业那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在发大水。


记忆中,这场大雨从春天一直下到夏天,从我的身体深处开始泛滥,极其滥情地在闵行区江川路形成了一个隐形空白,那些记忆都羽化而随风飞去了。


在那个夏天,七月一日或者二日,我带着两个装满书的纸箱,十分低调地潜入上海腹部,沿着沪闵路一直往南,到江川路往西,再到尽头的隐秘之处。


我猜那大概是上海的尽头,有上海工业界的四大金刚守卫——上海的重工业四大——锅炉厂、汽轮机厂、中华机器厂,还有一个忘记了,对了,是电机厂。


我那时也不知道,美丽的钱倩师姐,竟然分在锅炉厂,已经于团委干得风生水起。


钱倩师姐是一个在哪里都能干得风生水起的人。她后来离开锅炉厂,最早进入互联网,策划了一个互联网生存72小时活动。在九十年代中期,网购还是新鲜事,你要在家里不出门,光靠网上购买吃喝来熬过三天,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没有淘宝,还没有京东,甚至还没有易趣网,只有8848这种恐龙级网站。


好,钱倩就这样从锅炉厂走出来,成了互联网弄潮美女。后来,她又加入了分众传媒,成了一名高级副总裁,成天飞来飞去的,表示着自己是一位成功人士。又后来,她去做了飞马旅总裁,又是飞来飞去的,诠释着一名成功人士的内涵,就是飞来飞去,一年飞了,咳咳,根据她的朋友圈显示,三十二万公里。


但是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早就失联了。


一路上,一直下着大雨,混淆了沪闵路和我的记忆。我随着雨势一起,从沪闵路拐进江川路,进入一个深深的弄口,到达上海电机专科学校大门。

雨水积聚,已经淹没到中巴的底盘了。


我穿着拖鞋,赤脚落在这个僻静的校园,双手抱着一箱书,有点点激动,也有点点落寞。


没想到,风风雨雨,呼啸往来四年大学生涯,好歹也是一个威风凛凛到处泡妞的小说社社长,我竟然沦落到这样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教语文,还要跟各种神出鬼没的面孔模糊的人打交道,作斗争。


三年后,我在人事处拍桌子,喊打喊杀,说不给我报名考研究生我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什么颜色?还没有想出来。这之后,我又灰溜溜地考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作为报复,学校克扣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179元。


那是我人生的滑铁卢时刻


每周我都从这里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和考上研究生的死党们鬼混,去格非家闲聊,到枣阳路后面翻墙喝酒。好像是没长大的孩子,还在母亲家里混吃混喝。我们毕业了,还在学校转悠,似乎没有断掉脐带。


但是,在那时,我却拥有了浪漫和憧憬。写作的冲动还在身体里化成旋涡,非常有干劲。我提着一沓稿纸,带着一支钢笔,随时随地都可以写几笔。


而事实上,这种安静和平缓的状态是虚假的,那个时候,十万青年下海南,百万雄师进珠江。我竟然因为一个写作的冲动,留在这个原地不动的世界。


那时候的上海,真是落寞,无趣,房屋颜色也是灰暗的。

记得电机专科学校里有一个青年教师,大概是教体育的,一门心思去日本打工,总是念念不忘。有一次,他写了十个借条,分别发给我们几个谈得来的青年教师,说请我们借钱,他去日本后打工赚到钱,会一一奉还。


说老实话,我没有借给他。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有5000块钱。


那个时候5000块钱,相当于现在五十万块的购买力。


我在上海电机专科学校上课三年,带出了一班毕业生。


一些学生对我说,老师,教我们粤语吧。那时,粤语歌,准确地说是香港歌,十分流行,我是雷州半岛讲白话的,并不正宗,但是,非粤语区的人大多听不出我的“土话”。但我讲得慢一点,斯文一点,差可比拟。


上海电机专科学校是中专兼大专,初中升上来,读三年是中专,读五年是大专。那些中专生,其实是高中生年纪,却已经进入“职业学校”了,对任何文科,任何阅读,他们都不感兴趣。


但是,对我,有点兴趣。因为,一下课,我就陪他们打四国大战——战绩悲惨,非常糟糕。他们太厉害,完全是摧枯拉朽。


有一次我女朋友来学校看我,他们发现了,整个教室沸腾,一篇“哦”的声音。我说,可以“哦”但不可以大声“哦”,别吵着其他教室。然后,我丢开课本,跟他们谈起了所谓的爱情。


从书本到书本,从现实到现实,从未来到更未来。


“谈恋爱是非常重要的,同学们。”我说。


有一次,我女朋友“千里迢迢”从上海市区来郊区看我,随身还带了一个巨大的麻袋,里面装了一条七斤重的棉胎,要给我换被子。我感动得,哇啦哇啦的,我们一起走过校园(可能被小崽子们看见了),去江川路蛋糕店,买了一个十二寸的巧克力蛋糕。


傍晚,月色还没撩人,我和女朋友正在点蜡烛,为未来的美好人生,许个愿。


宿舍里的两个哥们都被我赶走了,他们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福建,都是像我一样的青年农民。但是,人很好,我们算是相依为命。


切好蛋糕,正要大快朵颐,忽然门开了,从下到上一排脑袋:“老师……”


是我们班的男生女生,十几个。


我看看女朋友,很气恼地说:“进来吧。”


他们进来,风卷残云,把我们的蛋糕全都吃了。然后,很有礼貌地带走了蛋糕盒。


我身体力行地展示了谈恋爱的好处,不过,这句话被告密到基础部,又被告密到校部,我们基础部那个干瘦的老领导有一次跟我说:“学生们都反映你上课不好……”


我顿时大怒,说:“放屁!我教得不好还有谁教得好?”


然后我向他挑战,说干脆大家一起上大课,公开课,比个赛,一个班级可以,几百人也可以,看看学生说谁课上得不好。


当时年轻,气盛,对老先生不够尊重,这个要检讨。但是当时,我觉得自己深受侮辱。显然,老资格的领导怎么可能跟你“比个赛”?本来是隐晦地奉劝你年轻人,你如果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姿势,融入他们,被他们消化,就会变成一个合适的人。


今后,你就会“和其光同其尘”,“泯然于众”,成为他们的知心人,心腹,谈些你之前永远都排斥,讨厌的东西,甚至抱怨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生活,需要你这个刚毕业不久“年轻气盛”的教师妥协,投降,才有前途。


然而,我显然是不太懂的,无法做到那么圆滑。因此,我像是一个“异物”,被这种消化系统吐出来了。


即便现在人到中年,仍然做不到圆润,而是一个“性格立方体”,所以在一个黏糊糊的、不透明的社会,就滚不动。作为一个滚不动的人,我在这个社会多么不合时宜啊。


后来,这样的“气盛”让我在学校里很受领导的不欢迎,不得不灰溜溜地报名考研究生出逃了。估计继续在那里待下去,是毫无出路的。


二十年后,我曾共事过的一个王老师忽然来单位找我。


看着他,我都惊呆了。我记得是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八五级。竟然,已经是一副神智昏聩状了。我和太太跟他见面,他唯唯诺诺的,说在网上搜过我,知道我的一切,这次来,是想见我一下,没别的意思,就是见一下。


他的头发全白了,说也离开了电机专科学校,回到浦东某个中学,教政治。他的家庭,非常不幸,弟弟在玩水时,淹死了。母亲过马路时,被汽车撞死了。他,就是这样,一生就是这样了。他说,嘿嘿。


哪里知道,二十年足以改变一切。


毕业季,带着激情与迷惘,每个骚动的心都在远方,而我在上海几乎原地打转。


江川路,说出来,你们大概也不知道,哈哈。那条路隐藏在上海的小腹部,一个小小的鼓凸。


江川路是这个鼓凸初的一道美丽的疤痕,很宽阔的道路,两旁香樟树高大,浓荫,自行车道,人行道,都各从其类,一些商店,掩映在行道树后面,看着很不起眼。从市中心过去很漫长,足够谈一次爱情。因此,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五月就开始骚动,六月进入迷惘。


六月底,同学们在不断地喝酒送别,说些来日方长,衣锦还乡之类的空话。有些人关系太好,以至于在站台上拥抱,痛哭,非常“矫情”。


我们班有个四川同学,头一天晚上该喝的喝,该扯的扯了,第二天他一大早的火车。我觉得,今后再见就难了,也送到一舍大门口,依依惜别。到了晚上,这哥们忽然又出现了。原来大水冲毁了铁路,火车停开,他不得不又回来,白白浪费我们的一通分别之情。后来,我就假装没有注意到他,我忙不过来啊,还要跟很多其他的同学和死党分别呢。


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学生宿舍早已经拆了,建了一个申大厦,样子极其丑陋,很高地立在校园一角,但是,这块地已经卖掉了。我们也无处凭吊自己的青春。



我对自己的人生没啥规划,一直是傻乎乎,懵头懵脑地在人生的小道上走的。

在宿舍里住了四年,被套从来没有洗过,蚊帐从来没有洗过,贴着墙摆放的一个“书架”,是从高年级师兄那里“继承”下来的。不知道哪位手工灵巧者所为。正好搁在靠墙上,可以放几十本书。


单人床本来就窄,书架堆满了书,危乎高哉,翻身都不方便,更不可能啪啪啪了。那时候,我们男生女生窜门随便,根本没有人拦阻,更不用登记什么的。


我曾多次做梦,被书架倒下来砸成脑震荡。但是居然就是没有掉下来过。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汗水和污迹,就累加在书籍上,形成一层诡秘的颜色。我现在书房里稍微看一下,大概散于四处的那几本《宽容》《罗丽塔》《恶之花》《神曲》《金枝》《红楼梦》《卢布林的魔术师》,是有当时的汗水浇灌过的。其他的,不知道隐身何处了。那些书,就这样跟着你,比恋人还忠诚。


我们班有一对,在校园比翼双飞,一毕业就各奔东西。


大学毕业,我本来要回老家湛江医学院基础部,春天一过早就定了。


那时候,还有分配工作,我并不懂得分配工作这种事情,原来还可以“走后门”、“公关”,还可以进行人际关系以及其他关系的,眼见各漂亮不漂亮女同学纷纷留沪,而我什么也没有。


我自己稳坐泰山,要回广东,一点也不留恋上海。


同寝室的老王本来分回到山东某金矿的,在深山老林,他吓了一哆嗦,赶紧报名考研究生,竟然考上了,继续在学校里混三年。我因为补考九次创造了世界纪录,所以竟然没有资格直接报名考研究生。


广东多好。那时广东最热闹,最有前途,最有理想。我们班有十几个人,都去了深圳。


本以为去深圳什么市中心的重点中学,没想到都发配到了当时的宝安,而且是宝安的穷乡僻壤,什么西乡镇之类的。这些家伙一呆就是二十年。前年有一次去我那里讲课,发现他们的学校竟然是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附近。当时,恐怕就是一片乡村。


不过,本来就是乡村的孩子,又没有享受过奢华,从乡村到乡村,落差不大。我看见他们竟然都活得活蹦乱跳的,还很滋润,当上教研员的、特级教师的,都有。有人已经摆出了养老的姿态。


我如果当年回到湛江医学院,也许也变成了资深语文教师了。


也许会像其他人一样,又考研究生出来。


五月份,作家马原到上海,在格非老师宿舍里,他问:小廖,毕业了去哪儿?我说回老家。马原老师说:那不行,你写作,回老家就废了,一定要留在上海。


我第二天赶紧去找辅导员老丁,说上海没什么地方了,都满了。一通乱翻,脸上一副很诚恳的表情,似乎一切都为我好。最后,落定在某一页,跟我说,有个上海电机专科学校要人,在老闵行。我说行。


那时候,从来没有去过老闵行,不知道在哪里,更不知其之遥远。


乡下人进城,不知道上海之大兮,以为只有南京路和外滩才是上海,从华东师范大学过去倒也不远,个把钟头,骑车也个把钟头。


电机专科学校倒是痛快,立即答应要人。后来,我也打包,两个纸箱子装满了我的一百多本书,搭乘学校来接的面包车,就去了。


没想到从上海西到上海南,横穿了大半个上海,汽车晃荡了三个小时,才到学校。正在下着大雨,我穿了一双拖鞋,抱着纸箱,正涉水间,碰到了一个老大姐劈面过来,问,是新老师。


她很威严地说:怎么穿一双拖鞋?


我说,这么大的雨,不穿拖鞋穿什么?


她看看我,很不悦。我这才注意到她穿了一双紫色的雨靴。那是有钱人才能穿得起的,我这样的穷学生,也配穿雨靴么?


没怎么理她,继续去宿舍。接我的老师脸色刷白,说,刚才跟你说话的是校党委书记。


我说,哦。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那是一场好大的雨,把我一腔文艺青年的热情浇灭了,透透的。到了宿舍,发现早已经有两个男生在场,一个是小谢,机电系的,福建人;一个是小李,成都科大的。我们三个外地青年,就这样,在这个简陋如工棚的宿舍相聚了。


我只爱写作,觉得这也好,就是太偏僻了,从华东师范大学边门的杨柳青路,搭乘44路到徐家汇,换乘徐闵线到闵行客运中心,再换江川线到学校,觉得是一头钻进上海的犄角旮旯里去了。


那个夏天,完全忘了在哪里鬼混,也忘了是不是回老家了。到九月一日开学前,忽然记忆复活。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我换乘几路公共汽车,花了三个小时回到华东师大,敲开读了研究生的同学的宿舍门,他们看见我,发愣,然后我们又爆笑了起来,继续到后门,翻墙,喝酒。那么久远的记忆,实在是灰色而热烈的。


毕业那年冬天的周末,星期天晚上,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混到最后一班公交车,从杨柳青路搭乘44路到肇嘉浜路,换乘徐闵线的巨龙车。

一辆漫长的巨龙车行驶在漫长的沪闵路上,从城市驶出,进入市郊,一片片的黑暗在路灯光旁徘徊,如同幽灵进入自己的森林。


巨龙车没有空调,非常冷。我躺在后厢后排,常常被巨龙车过坎时颠起来,颠起半尺高,一阵心悬起来,又落下,旋即进入梦乡。


我搭乘的这班巨龙末班车,行走在上海的远郊,寒冷和颠簸,在我的身体和记忆中,刻画出各种痕迹。


到了徐闵线终点站,发现到学校的江川路已经停运了。车站周围,几乎阒无人迹。只是,偶尔有一两声狗吠。那么安静,雪飘落在树叶上,发出刷刷声。


那时,真是雪花人独立,寰宇一沙洲。


我出站四顾,雪飘洒在我的头顶上,想必也飘洒在黄浦江上,想必也飘在整个上海。


我一个人,打着伞,行走在江川路上。


前面不远,不近,走着一个打着伞的女子。


她身材高挑,不胖不瘦,穿着高跟鞋,脚步声静寂而清晰。


我有些不自然,不敢跟紧,又不能故意拉开距离。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让我保持着五六米的距离,一直跟着她。走了二十分钟,也可能是走了很久。那个女子显然感觉到有人跟在后面,她加快脚步。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不能远远落下,这样,也许会让她更加惊恐。但我又不能超越她,万一,她不是人类呢?


所以,我保持了一个固定的距离,完全无法摆脱这个可怕的窘境。


我非常担心她会突然停下来,转过头来,语调幽怨地说:


客官,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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