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石雕,木雕,琉璃,古庙,街巷,铁匠铺子,土炕,坟墓,雕花木床、银器、刺绣、驴……所有旧时岁月的旧物,铺陈着从前的光景。



突然想起应天河,及应天河畔的埠路桥、省田里、姚家湾、刘家村、陆家庄、中村、板桥头……什么时候能写下来,写我那当私塾先生的外公,写我那三十多岁就守寡的“先生娘娘”外婆,写那当掌柜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大舅,写那一河之隔的刘家村、陆家庄的姻缘恩仇,写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在眼前的没落……常有沿着应天河重走一下的念头,尽管她萎缩成一条细流,尽管她已无法承载我儿时的岁月,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会十分十分地心荡神摇……


且在文字里、在记忆里把我那已经消失的童年里的陆家庄模模糊糊地重走一遍。


陆家庄是个村名,我的出生地,我童年生长的地方。


这个村实际也就十来户人家,前后二排,最南的一排有高矮两幢屋,高的那幢三间大瓦房,白墙黑瓦,高高耸耸的,从埠路桥上远眺过来,是十分气派,很巍峨的样子,那就是我家。



我家那砖瓦房,相比后面一排泥墙或茅屋的,确实是气派的,那是我好公(要塞那一带把爷爷称作“好公”)在上海橡胶厂做工,攒下钱来,择地另造的。


农村人多少眼皮子浅,因着这气派的砖瓦房,再加上父亲是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在徐州当光荣的人民教师,吃着公家饭,母亲又在小学当着民办老师,我们一家是不用参加生产队劳动记工分的,似乎有着别样的“知识优越感”。


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一把村里唯一的小提琴,母亲请一个毛胡子拉碴的上海插青王姓老师教我姐。姐聪明,不久就会拉“我爱北京天安门”,“东方红太阳升”,并排好了忠字舞让我和我弟雄纠纠气昂昂地跳,放学回来,在别的孩子都要去割草干活时,我姐练琴,我和弟伴舞。


社员收工归队,经过时会当西洋镜看会儿并夸几句,有时也会说:“拉琴能当饭吃?快点家去烧夜饭吃”。


那琴后来被那王姓老师回城时索要去了,这让我姐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我们一家往往游离在农民与居民间,土不土洋不洋的,成为了尴尴尬尬的边缘人,后排的那些牵牵连连都有着或远或近亲戚关系的村里人,对我们就多多少少有些艳羡、客套和寡淡。


父亲是老大,因此三间大瓦房的东首住着我们家,西边的是叔叔婶婶一家,没出嫁前的母亲已经是全国劳模,全乡乃至全县上下高呼向我母亲“刘惠芬大姐姐”学习的口号,有人牵线叔叔婶婶时,婶婶的想法是,“榜样”都嫁他们家了,应该是好人家啊!中间敞敞亮亮的一大间相当于公用的大客厅,墙上挂的最醒目的一是毛主席象,二是好公的退休奖状:


社会主义制度好

退休回家乐陶陶

黄忠老将不服老

大办农业献高潮


这四句是我们姐弟们几个从小到大都倒背如流的。


在屋后还有两厢房一小院,分别是灶间,小院里打了一口井,洗洗涮涮用。



姐弟几个对老屋的记忆,讲得最多最爱的都是那阁楼,因为房子造得高挑,就用木板架了阁楼,我养过的猫在阁楼上做窝生过小猫。这猫冬天会钻进我被窝替我捂脚,并发出很响的“呼噜”,放学归来,总是象狗一样会到村口窜上窜下来接我。


有次母亲买了油条回来,我分到半根,因为省下一半给猫吃,我和猫都被我妈追打得乱逃。


有亲戚来了,阁楼上就可以打个地铺,我们都要抢蹬着木梯爬上去睡,一来可以从楼板的缝隙看下面人的一举一动,听他们的各式交谈,这样的时候,似乎就冠冕堂皇了,看西洋镜一样,在下面,那是万万不可混在大人中,那是没教养。二来睡地辅上,滚来滚去都不会掉下,有种大地当床的感觉。


西边紧挨的矮的那排茅屋是队里的一排猪舍。


有一年近半夜,猪舍起火,我们几个从梦中惊醒,懵懵懂懂中不知发生了什么,哆嗦着挤在一起,看到火光舔过窗棂。听着母亲扯着大嗓门,前前后后喊救火。


应天河南岸刘家村的外婆家都看见了火光,以为我们家起火出大事了,那些健壮的舅舅、表哥们飞奔过来扑火,外婆的小脚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没有一步三摇,气喘吁吁地赶来。


前前后后的村上人协力扑灭了火,所幸的是我们瓦房没烧着,只是西墙被烟火撩黑了。而猪舍烧塌了,集体的猪烧死了几头。起火的原因也不记得了。


外婆把母亲嫁到了隔着一河和二个村落的父亲家,为的是能时时看得到母亲,平时的通讯联络的方式就是喊,在自家门前的场地上,只要遥遥地看到河对面有小小的身影挥手,那肯定是外婆找我们,于是我常飞奔去立河两岸开始最原始的对话方式,有时候人不在场上没看到时,热心的前村人,也会充当传声员,一波一波地帮着叫喊。



而前村的呆头白鹅每每见我,总是伸长脖子追逐得我狂叫。


村后面,连连排排的十来户人家,最东边是“白妹郎”,(因为皮肤白被大伙儿唤作“白妹郎”),老公是出船时被一个浪掀翻了,当时没找到,过了几天才用滚钩滚到的。


小孩子们偷偷说:“是被河老鬼拖走了”。


紧挨着的是“大屁股”,姓杜,屁股大而得名,记得她擅长“打鬼节”,类似于现在的放血拔罐,谁有点什么不适意,会请她在膝盖窝放血,她噼噼拍拍打腿窝处,直到青筋爆出,一针戳下,一旦黑污的血如蚯蚓一样蜿蜒流下,人就觉得侵袭的邪恶污秽被打出来了,霎间就轻松起来。


再旁边是小脚老太婆家,儿子在上海工作,就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自从她家打了一口深水井后,一般大伙儿吃水会去她家挑,我家的水也是我和我姐去她家扛的,老姐常说,她的身矮就是挑水给压了的。


记得我们两个小人儿扛一大桶水回来,要倒水缸里,是要憋足吃奶的劲儿的,那时,姐学会了一二三的英语单词,让我跟着她说“one、 two、 three”,没忍住大笑,把一桶水全洒厨房了。


紧挨着的就是财根好公、九斤好公家,分别和我好公是亲兄弟、堂兄弟。


这是陆家的祖屋,有六间两侧厢房,前三间后三间,中间有个大天井,有这么多房,在当时也算是村里的大户人家,祖房中还有一间是分家时属我好公的,平时叔叔家在里面养着两头猪,还堆着稻草。



我最怕是让我去老屋抱稻草,总以为稻草里盘着蛇,进门时把猪打得嗷嗷叫,整出大动静壮胆。


但在我好婆(即奶奶)的说法里,那间小屋,挤挤挨挨带大了我爸和两姑一叔,那时候,床脚、针线匾里盘条蛇是正常不过的事了。


隔壁就是二好婆家,二好婆是我母亲的姑妈,我外公的妹妹,她也是我父母的媒人,这是一个人丁旺盛的大家庭,二个儿子住在三间三进的屋子,阴湿森然的天井,鳞次栉比的瓦花,式样别致的窗花都是我可以呆着看半天的东西。


靠西边是大队会计家了,叫什么名儿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们一直没自己的孩子,乡亲们有时会很粗俗地说“咋日弄不出个小人涅?去领个招弟”,他们就真的去领养了个女儿,没过两年,还就生了个儿子。


最西边靠河的是毛阿勇家,只住两老人,不怎么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偶尔见着也是言语不多的。他们的院子被竹林遮盖着,听说竹梢上曾挂过名叫“竹叶青”的很毒的蛇。


因此,经过他们的院子总觉得阴森森吓势势的,偷偷瞄过去,院子里全是绒毯般的青苔和妖冶的凤仙花。



家家户户间或多或少都有着牵丝攀藤的联系,把这个陆家庄小村的枝枝蔓蔓纽结着,在江南的原野上人间烟火地生活着。


村的东头就是大片大片生产队的地,不同的作物喧嚣着不同的季节,油菜花肆意地黄,铺展如云,麦苗儿嫩嫩地绿,酽如绿毯,稻花儿幽幽地香,稻穗儿沉甸甸地垂,夏天的云影在田野随意地画画。田间还会间杂一些坟茔,夜晚时会有“鬼火”闪烁。


村口有一棵很大的泡桐树,怒放一树繁花,紫莹莹,粉嘟嘟的,把整个村庄、田野渲染得粉蒸霞蔚,如世外桃源一般。还有几棵槐树,村里人也叫它小馄饨树,大概是那一串串果实象小馄饨的缘故。



江南人从没用槐花做过吃物的,倒是我们小孩子,会捋一把花儿,装在瓶里,加点水,放点糖精,带去学校当茶解渴。


家门口有一颗楝树,四月里,光秃的枝桠开出细细的紫花,散发着苦涩的香气,花落后,结出一串串绿莹莹的小果子,男孩子用它们当弹弓的子弹。


夏天,树叶上会有花花绿绿的刺毛虫,不小心掉身上,那是又痛又痒的。冬天了,一簇一簇干瘪的楝果子还挂在技上。而楝树都仅剩铁丝样的枯枝了。


家门口自留地前就是队里种的“红花郎郎草”(紫云英),胡天胡地肆意长开去,作为稻田的绿肥,也采割了当猪食。开满紫莹莹花时,躺倒在田里,没什么心事,就盯着天上,流云飞渡,变化万千,一动不动可以压出平平整整一个人形。


村后是一片竹林环绕,在竹林里,小孩子们迁跟头,豁虎跳,挖竹笋,那是儿童乐园。


竹林后就是一条河环护着村庄,河边开满了野蔷薇,摘下,插在和了红墨水或蓝墨水的瓶里,白蔷薇就会有一圈或红或蓝的边,煞是好看。


竹林与河边交界处,埋着各家的粪缸,这里算村里最龌龊的地方。小学时,响应除四害号召时,每天需完成一定的数额任务,趴在粪缸边,挖蝇蛹上交,那时候一点也没觉得恶心。


村西南河边有个码头,是用水泥板伸向河中的那种,那是妇女们洗洗涮涮的地方。



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样子,一早在场上,看见河边在洗弟尿布的母亲朝我挥手,以为要我去帮着干活,跑得急,摔在门槛儿上,立马嗑掉了两颗门牙,一点也不记得是不是痛,只是故意懒在我妈怀里咧开血淋淋的大嘴扯着大嗓门嚎啕倒还记得,那是为了引起我妈的注意,说实话,记忆中我妈从来没有那样抱过我哄过我,那种被抱着的温暖就把痛给忘了。


村上大大小小的娘娘们还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在大热天,采下“荆条”(学名木槿)叶子,把它反复揉搓到起青白色的泡沫,水也滑腻滑腻十分油绿时,就可以用来洗头,不仅下脏,头发也油亮润滑,在手指间十分的柔顺。


有老娘娘打趣新媳妇:“今朝你家老倌抱着一棵荆条树睏告咧”。


小时候我特别爱做的事,就是站在门槛上远眺,向东,视野清爽辽阔到可以遥望得到定山、绮山、甚至那些高高矮矮的灌木。


“省田里”在绮山脚下,是好婆的娘家,我们称之为太舅家,也是一览无余,特别是黄昏时分,屋顶飘起的袅袅炊烟,我以为是世上最好看最诗意的,有时会盯着直到余烟飘散。


过年时,父亲的表兄弟们有时会来领我们去过年,有一年去的时候风雪交加,弟是我们家的宝贝疙瘩,自然是那些表舅驮着去,我们女娃子只好跟着走,伞在风雪中根本挡不了什么,那雪花儿象针一样密密地刺打在太阳穴,疼得头发晕,所以在我心里,从来不认为雪花是温柔的。


去省田里,还必须经过一个村庄叫姚家湾,父亲在这村里曾订有娃娃亲,那时候,能说上一门娃娃亲也是一种荣耀。


听好婆说过,是“大麻子”牵的线,说了没多久,女方家就要求定亲,开口就是八包洋纱,一包洋纱二十支,就是在现在也是值老价钱呢。


那可是要多跑多少趟江北(跑江北是当时大伙儿挣钱的一种方式,倒买倒卖,花生、油都是买来卖去的货品),纺多少纱,织多少布的啊。好婆咬咬牙,前后一担沉甸甸地挑了去。那个“娃娃亲”给父亲做过一双鞋,父亲在县中读书时还专门送到学校。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向南,我的目光就跳过应天河,远极花山和西南角南闸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


好公中风后,半身不遂了好几年,那时放学回家后的一件要事是喂他晚饭,每回他都举着两个手指头嘟囔着,我明白是让喂两口粥再搭一口红腐乳。


好公去世后,是用水泥船装殓,从应天河摇摆过九连岗到南闸火葬场火化的。


所以,平时,我不喜欢向南远眺发呆。


小时候,感觉年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渴盼过年的念头都是很奢侈的。


进了腊月,家家户户开始舂粉蒸年糕,甜滋滋的热腾腾的蒸出了腊月里最早的喜庆年味,我们开始掰着手指数着大年初一的到来。


家里备有整套做年糕工具。没有工具的左邻右舍或几家亲戚总是早早地谦谦地来和好婆商谈,预约在我家,聚合在一起做年糕。那一阵子,好婆的笑就一天到晚挂在了脸上,话也就多起来了。


那时还没有经营意识,都是免费提供服务的,奶奶的高兴是因为一到那时,家里就人气旺盛了,也意味着家里在外的男人们(爷爷、父亲)也该回来团聚了!


舂蒸年糕的粉是最耗时费力的,将浸泡沥干的米放入石臼(用整块巨石凿出的圆形石臼),用碓舂成细粉。碓和石臼是舂粉必须的工具。


碓的构造是这样的:用大木柱架起一根木杠,杠的一端系一根粗粗实实的圆石杵,用脚踩杠的另一端,石杵就连续起落,把米舂成白白的粉。分工上往往是男人们踩碓女人筛粉,男人们会变着花样踩杠,一会儿单腿,一会儿双脚跳,一会儿变换着踩击的节奏……



粉舂好筛好,就到了和粉、起锅蒸粉了。


做年糕的米粉放在蒸笼里慢慢地调和渐成颗粒状,把蒸笼架到灶上蒸,柴火则是早早就准备好的树枝木料,白水脚踏糕、糖糕、赤豆糕……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在静静地膨胀出的一锅锅的甜气中,慢慢地消受一季的丰收与喜气。


母亲也开始忙碌,做各种吃物了。


我们去村口排队爆炒米,围着爆炒米的转炉,捂着耳朵听那一声声“嘭”地巨响,氲氤的香气、闪动的煤火映红着一张张拖着清水鼻涕、长着些些“罗卜丝儿”的小脸,爆好炒米,欣颠颠回家做糖,做得好一点的是芝麻糖、花生糖,这是用来待客的,母亲往往会把它们藏得隐蔽一点。


次一点的便是不加芝麻、花生的炒米球,由着我们连米花满口袋地灌装。


做糖用的是麦芽糖,平时那些鸡肫皮、牙膏皮、破塑料凉鞋我们都收着,听到“当当”的声音,知道换糖佬来了,赶紧用那些旧货破烂去换。眼巴巴盯着换糖佬的敲糖家什,指望手一抖能多敲丁点下来。


向日葵是自家地头种的,剥了葵花籽晒干了收着。到年底,自家炒来着,掌握不好火候的话,不是生腥了就是焦枯了。讲究点的人家会炒点椒盐什么的。


到大小年夜了,母亲还准备好一碗一碗的菜,走油肉、氽肉圆子、蛋饺肉皮等,码在海碗里,整齐地摆放在碗柜中,新年有客人来,随时取出,饭锅里蒸上。如果这碗菜亲戚没动筷的话,我们小孩子一般也不会去瞎搛,知道下回有亲戚来,这菜还可以体体面面上桌呢。


就这样,在各种不算丰盛吃物的香甜里,穿上新衣,喜滋滋乐呵呵、迫不及待地迎来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有时雪后天晴,田野上堆满雪,田埂上却依然深一脚浅一脚走着访亲的人,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路被冻严实了,棉鞋踩在上面,吱咔吱咔地响。


这一天,父母是绝对不能打骂孩子的,不然,小孩子“吃生活”要一年“吃”到头的。


晒晒太阳烘烘脚炉的时候,小孩子们还不忘爆点蚕豆麦粒米粒儿,任突然的爆香无遮无拦地炸开。


不年不节的时候,偶尔会做那种最好的吃物“蚕蛾子”,就是队里分了菜籽油后,分装在瓶瓶罐罐后,油桶壁上的油是万万不舍得浪费的,和上面和上水,揉实了,搓成细细长长的面条,再摘成小指肚儿粒大小,在洗净了的老木梳上轻轻一捺,便成了有整整齐齐纹理的薄薄小卷儿,形象蚕蛾,也便唤作“蚕蛾子”,煤炉上的的铁锅早就温温的了,不断翻炒“蚕蛾子”,渐渐地焦黄黄的,嚼在嘴里,脆香瓷实。


甜芦黍,像甘蔗又不是甘蔗,清清瘦瘦的杆子,是清秋时分的美味,我们没有田没有地,仅拥有门前的一小畦开垦的自留田,似乎寸土寸金,总是种着家常蔬菜。别人家总能在旮旮旯旯、地头边脑种上甜芦黍,等到收割能啃咬的时候,那些人家的孩子总成为我们羡慕的对象,在那零食匮乏的年代,我们的目光追随着那种清香、甜津并时时地咽着口水……


记忆中有一年,能干的姐姐,在自留地的边角上种上了几棵,那种盼望它快快长大的焦虑、急迫心情现在还记得。


清风凉飒的晚上,搬一张木制的小凳,嚼着一节节的甜芦黍,嘴巴鼓得满满的,是必须把甜津的汁水吮吸得干干爽爽的,吐了一地的碎碎渣渣里,还有大人们散散落落的村长里短。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开展抗震自救,在徐州教书的父亲也回来了,在屋前老香樟树下,竖起木桩,顶棚盖上油布,地上铺上八五砖,搭起了属当时条件最好的防震棚,母亲则变得慷慨大方起来,储备起干点,准备得最多的是烘烤“皮子”,即用面粉去面店揉制成馄饨皮子,然后回家在炉子上一张张地烘烤成黄黄的脆脆的干点,乍一看很诱人,尝一下,则是寡然无味,还有一股浓浓的酸味,原来是面粉藏得太久变质了,那看似香香的自制干点,最后还是慢慢地被我们姐弟几人消灭了。


印象中还有一样吃物是最最自然的馈赠,那是杨树蕈,雨后,杨树的树干中部或根部就会蓬勃地长出一簇一簇,摘下,用少许油熬熟,嚼来还有劲道,绝对是美味,鲜得眉毛也要掉下来。



村上家家户户会做甜面酱,一瓮一瓮地放屋顶晒,如果能腌点黄瓜什么的,更是美味。到冬天了,腌青菜、雪里蕻、萝卜,埋在腌菜缸里,压上大石头。腊月里,捋着袖子,将手伸入冰凉刺骨的菜缸里掏咸菜时,就会酸得涌出口水。


过了正月半,吃过汤圆,年就算过完了。接下来的是迎接各种集场。


二月初八是年后第一个隆重的集场,这个日子后,江阴各乡镇就陆续开始集场了!


村里人都要去赶集场的,集场上,商贩云集,吃喝玩乐,杂耍购物,说书走马,交流农副产品,购买结婚家具,欣赏戏曲杂剧,应有尽有,热闹之极。


我喜欢看那些古古的民俗物件,如淘箩篮头,绷筛竹篾,藤编草席,锄头钉筢……还有捏糖人人、做棉花糖、梅花糕……集场之日,往往家家备菜,呼朋唤友,觥筹交错,众宾欢娱。


我的嫁妆中,脚盆(江阴话叫ao sei )、子孙桶(马桶)等都是老妈在二月初八的集场上淘得。


小时候,听外婆讲过十方庵的二月初八集场,我的三舅很强悍,回回”吊肉香”,就是用多枚钢针勾在臂膀上,下挂铜锣、香炉,重达二三十斤 ,血搭搭的沿应天河一路滴到板桥头……,外婆的讲古中,二月初八,是马和尚带着他的三兄弟风、雨、雪神过江到十方庵外婆家的日子,这个马风尚是个疯癫和尚,裹风带雨,喜欢在人家晒着的腌菜缸撒尿,即便阳光明媚,也会瞬时风来了雨也来了。


村里还有的聚会就是逢哪家有红白喜事,主家都要请“轮舍”(方言,指的是没有亲戚关系的村上人,一家派一个代表吃请),有的家里的代表会带上小孩,当然,孩子是不上桌的,大人从自己嘴上省下来搛点给孩子,也算是打个牙祭。


请裁缝做衣往往是家里的大事。


前村有九兴阿嬷月珍,本村有贵宝老子,衡量好裁缝的标准是能节约布,最后能省布头给主家多做条裤头或袖套,那是最受主家欢迎的。


上门恭请了裁缝,说明做多少衣裤,算好用工时间,裁缝就挑着洋机(缝纫机)上门,搁上门板,捣上浆糊,上门的裁缝一般都不太多话,不急不歇不快不慢地量、裁、缝、烫。


母亲给我们做的衣服往往一种布料又做衬衫又做罩衣,身上一年四季似乎就一个色,且永远大二号,穿在身上大得“壳壳落落”,等到衣服合身时,也快“破簌落落”了。


生产队里的农活多的时候,会吃“碰头”(也就是会餐)慰劳辛苦的生产队社员,同时鼓励一下生产积极性。往往宰只肥猪,猪肉、内脏,就可做好几道菜,各家搬去桌椅,一般放在“野场”(即晒谷场)上,挑亮了电灯。


孩子们人来疯一样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我们家没人下田干活领工分,自然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吃“碰头”。我在“野场”有过的一次主角就是参加了学校的小红花宣传队,送宣传到队里,在场上拿腔拿调地报幕、演出。


如果说也参与过农活,也就是那几分自留田的活儿。



用连枷(由一个长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或木条构成),拍打过黄豆荚。种大蒜是十分有趣的事,排出一条条小沟,把剥好的大蒜仔尖头朝上戳土中,再用土掩住。


姐是最能干的,带着我和弟在一定程度上象娘的角色,自留地上她最会捣腾,有一年,在东南角上种了瓤西瓜,天天去数啊看的,有一晚,姐把大门板搁场上,替我和弟涂了蚊子药水,躺在门板上摇着蒲扇乘风凉、看星星,并许诺我们明天摘了那只熟了的西瓜,用井水浸得冰冰凉后开吃,开心得我们在梦里都叭叽着嘴,第二天早上却突然发现那瓜在后半夜被人偷了。


姐带我们养过几只鸡,母亲会用手指伸老母鸡屁股去“候”今儿会不会生蛋,所以放学回来的要务是察看鸡窝里有没有热腾腾亮鲜鲜的鸡蛋。


有一只老母鸡很勤奋地几乎天天下蛋,突然有一天开始,不再红着脸向我们“咯——咯——啊”报功,病秧秧地。只好宰了,开膛破肚,发现长了一肚子的瘤,看着壮壮厚厚的鸡肉,母亲没舍得扔掉,用八角、茴香、辣椒、重盐腌了并晒干,觉得这样就是消了毒杀了菌。


每天切小半只带去学校食堂蒸了,每人一块,香得我们不舍得大口吃,手撕着一缕缕的鸡丝儿放牙尖尖上磨。鸡吃完也没见谁得什么病。


劳作归来的叔叔,最爱揪住我,让我帮他掐痱子、拧细肉、“爬蚂蚁”,就是用手指甲在他背上爬上爬下,相当于挠痒痒。


我最怕这活儿,总是一手汗腻,眼巴巴看着别的小孩子在疯玩,又不好表露。


上面的所有记忆都是在我十二岁前印下的,上初中时,父亲也调回来了,我们举家搬到城里,真正做了城里人,失联的除了村庄,还有那只猫,那一树的泡桐花,以及所有的关于陆家庄的风物记忆。


陆家庄现在已经全部拆迁,夷为平地。



《车拉马儿·中国》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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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文学奖,叫做老虎认为你该得奖


         作者|雯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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