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推出第一批7卷9册,分别为:《天子骄子——蒙古族 上下》《雪域之光——藏族 上下》《澜沧笙歌——拉祜族》《云龙彩云——纳西族》《鹿鸣兴安岭——鄂温克族》《乌苏里渔歌——赫哲族》《琼岛守护者——黎族》。


中国网生活消费栏目主编、《头号地标》发起人丘眉与《大系》的主编们进行了相关话题“民族文化的消逝与新生”的圆桌对话。

丘眉:今天我们讨论大的主线是“消逝与新生”,希望感性一点。

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浮躁很严重,很多本土的文化被同质化,民族文化消逝的比较厉害。


急急忙忙走向现代化,不应该以抛弃传统为代价

乌丙安(蒙古族),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授


这个题目很大,就从现代化开始谈起。


我们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包括汉族老大哥。我个人看法,近百年来,在民族文化上存在着一个走向现代回顾历史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可开交,在我国尤其突出。


我们国家一直在做文化遗产保护,远的不讲,从五四以来我们的反封建主线等于把所有的传统都反掉了。在我们国家,以汉族老大哥的眼光来看的话,认为少数民族比较保守、落后,其中不必多讲是有一个歧视的态度的,没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就没有这个话题,但是反过来看少数民族的传统还是保护的很不错的。


举个例子。


最近二十年来我做非遗保护,牵扯到很多民族的传统。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在成都开会时向我提问: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不能申报一个传统的婚礼遗产?


我在2006年调查了一下,当时就有蒙古族、彝族、土族、裕固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塔吉克族和撒拉族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传统婚礼婚礼遗产项目可以申报。相对来说汉族的传统婚礼就没有一个遗产模式传承下来。蒙古族的婚礼尽管也有一些变化,很少保持了百年前草原牧区七天七夜的隆重婚礼仪式和歌舞饮宴,但是一般的都能举办三天三夜,歌声不断,主持人拥有一整套语速很快的韵颂赞礼程序。娶亲当日新郎家的男歌手们与新娘家的女歌手们有较长时间的对歌问答,充满了热烈火爆的欢乐情绪。可以看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里面,大多数少数民族活态传承了本民族文化优质的传统,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丘眉:这是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比较好,还是因为少数民族自我的维护比较好?


乌丙安:我个人看法,首先要归功于本民族民众主体的自我保护和传承,当然也与今天非遗保护的政策深入人心有关,同时也和联合国启动非遗保护的国际推动有关。保护的主体是众多的非遗传承人群体和他们的代表性传承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真正世世代代传承保护的是民众。


丘眉:大部分的保护是比较乐观的,但还是会有遗憾,您能说说消逝的、让您比较遗憾的部分吗?


乌丙安:都在消逝是跟全球现代化有关系,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非遗保护的重要工作。再一个,我们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些方面还是走得有点急了。


比如传统村落保护,急急忙忙要走向现代化,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不应该以抛弃传统为代价。我刚刚从德国回来。我已经调查了德国法兰克福、柏林周围的一些小村。那儿依然是村庄,人们依然安居乐业。


柏林郊区有一块湿地,东柏林西柏林交界的柏林墙那一块现在还保护得很好,二百多年没有动过。那边有个小村子,开玩笑地讲:“我们格里尼克村非常好,是一个现代化的富足新村镇,但是我们村古代建筑也保护得非常好,依然是十七世纪的,还有人住着。我们村子中心的水塘,二百多年前就有,这个水塘养育我们村世世代代村民我们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没有随便把它变成广场、跳舞场。”他们很自豪,幽默地说:“我们的村子非常好,我们有三百万人口的柏林做我们的郊区,我们的公路比柏林市区的漂亮得多。”


我们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很快,来过中国的德国人说,“你们的小学生几乎不在读书,都是在读手机。”我们是不是这样呢?,要不然我就不会从事这个非遗保护工作了,我明年就九十岁了,可我还在文化部和住建部担任两部的传统文化保护专家,我们现在往往是把现代化和传统对立起来,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多元文化,绝非“包袱”! 


郝苏民(回族),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消逝与新生”,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我们西部大开发。


西部开发这个说法,从孙中山时代就有了。但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十年动乱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国策,这时候才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并开始科学地实施这个宏伟的工程。但是,西部开发也会带来一个危险:因为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很可能忽略我们原来优秀的文化,并且最终促使优秀传统文化的消逝。


当前,西部比较贫穷和落后,但是它灿烂的传统文化相对比较保存得好,因为它农耕文明的形态,还没有接触到外来经济建设发展的冲击,反而能保存以前的文化。比如以前埃及保存的的木乃伊,在世界上很有名,考古学家也好,生物学家也好,从木乃伊尸体上,带给我们对人类及其古代社会理解的文化信息,从而了解了古代人类的一个状态。


可如今我们从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新疆一走,出土了不少木乃伊,而且保存很好。从这些留下来的不同年龄、性别、族群的木乃伊尸体和古墓、古遗迹的信息、资料看出我们西北地区留下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灿烂,保存了很多。所以,一定要在开发的时候注意文化的保存,不要以为落后的地方文化也是落后的,一发展经济就什么都不要了。


此外,一提起中国,主要想到以汉文化为主,实际上我们现在政府承认的、经过民族学专家鉴定、确认,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汉族几乎就有12-3亿。少数民族对汉族来讲确实是一种人口少数的民族,比较大的有上千万人的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等,还有更多几万万和十几万人口的民族。人口都较少,但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不等于是落后文化。这点我们也要搞清楚。拥有多元文化,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宝贵文化资源,绝非“包袱”! 


丘眉:《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这套书的序言中提及,传统的文化以现代的方式正在融入现代,这当中,如何新生方面各民族都有比较多的困惑,您怎么看?尤其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新生。


郝苏民:在开发的过程中注意文化的保存,包括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西部开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少数民族,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有,西方也有。各个国家在走入发展中的时候都面临一个问题,要发展,要文化?两者不是等同的,舍弃一个都不行。事后证明,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行的,光技术不行,最终还是要靠文化来支撑。吃饭的问题好解决,技术一上去,暖棚、嫁接、改良品种、激光等等之类都可用,一年四季都没问题都可耕种,但是光吃饱肚子不够,必须要有丰富精神和心灵上的享受,这就是文化的问题。联合国发现:生物的多样性和人文精神多元性一样,与人类意义十分重大。


在互联网发展以后,地球小了,今天在上海明天就可以去德国,不像我们以前从兰州到敦煌、新疆,马车要走一个月,交通不发达,文化发展也不行。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人与人的交往问题解决了,但是人与人打交道需要有文化,你好我才会向你学习。大家都要发展都要过好日子,你吃大米,我吃泰国米行不行,那最后大家都吃泰国米不就单一化了吗?人文科学不能离开这个人的文化多样性需求和开拓发展问题。


举个例子,我们试图推动我们的动画片大发展。我小时候看的是孙悟空,现在我的孙子看的也是孙悟空,但是孙悟空的动画片票房比不过日本的小和尚,更不用说迪士尼的米老鼠啦。什么道理?技术倒是可以很快上去,但是中国的动画片,儿童看的都是在讲成人的故事,成人的语言代替儿童的语言,外国的文化心理代替中华民族儿童的心理。所以中国儿童看不懂;也不爱看。你有技术没有文化不行。


归根结底,发展、技术是不能代替文化的。


现在发现,肚子吃饱了就生“闲事”,为什么?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又回过头来说这一点,我们既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又要结合好的文化给予保存。我有多元的丰富文化,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做翅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就会大发展,对世界做出贡献。我们这套丛书,就做了这方面的创新和探索。


景颇族,只有两位老人还在讲他们的语言


 刘劲荣(拉祜族),拉祜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云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


听两位老先生谈了文化的传承保护和见解深受启发。


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像云南,民族比较多,人口的差异也比较大,多的几百万,少的在十万以下,还有八个人口很少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情况。人口较多的、比较强势的民族传承保护得好些,人口比较少的就面临了很多问题。


我们拉祜族,人口48.5万,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当中,人口数量排第九位,它的文化传承保护方面还是令人担忧的。在经济发展当中有一种跳跃式的前进,在开发进步当中,有些东西在失传。


最近几年,我在研究拉祜族的方言,苦聪语。现在很多拉祜村寨都是在讲普通话了。我做过一个调查,二十年前一个村子讲这种方言的还有三分之一,去年发现只有十几位老人还在讲。所以,我感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本民族的人去保护,另一方面国家的扶持政策也是同等重要的。像我的老家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全国拉祜族唯一的一个自治县,有二十几万拉祜人口。它本来应该在拉祜族传统和传承这块比较典型的,但是我观察,县城还是感觉不到拉祜族文化有很强的传承。


丘眉:您觉得消逝的进程还是在加快的?


刘劲荣:是的。加快消逝当中,国家采取的一些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近几年国家出台的省级、市级、县级的传承人措施是非常得力的。得到国家的支持,那些传承人会把他们知道的传统和文化传承起来。相关的政策对文化保护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导向,像那些人口少的、脆弱的民族,文化会消逝得更快!现在国家在搞二期工程,我跟我们县长也在谈这个问题,做了很多跟语言这块的相关工作。


丘眉:您是本身比较关注语言?还是因为相关的工作?


刘劲荣:我本身是做语言研究的,所以特别关注语言的传承问题。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语言,它的文化传承就没有一个支撑点。拉祜族的语言逐渐地在消逝,而且其他的民族像布朗、景颇等人数较少的民族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像景颇族的一个支系是讲仙岛语,现在只有两个老人会讲,我们都说这两个老人千万不能吵架,一吵能讲的人就更少了。


相对来说,藏族文化还算完整


袁晓文(藏族),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认为没有不变的文化,也没有不变的传统,就算是我们现在记录下来的,在历史上它也有不断变化和吸收其他文化的过程,文化是变迁的,是发展的,是动态的,具有多样性。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不能静止地看待传统文化,历史上出现的文化、文明,包括已经消失的文明,它们都是发展的、变化的和动态的。我们应当坚持人类学对文化的基本观点,即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清楚认识文化的差异性、普遍性和复杂性,同时清楚认识文化变迁、文化涵化和怎样适应变迁,端正我们的文化观,去除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或文化自卑感,使各种文化能更好交流。


改革开放快四十年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总体保存比较完整,但在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消逝的速度确实也比较快,但这是潮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它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下来,记录它当下的形态,用纸和笔、用录音笔、用相机、用摄像机等,多维立体的方法,将它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保护下来,传承下去。文化不发展,不创新、不借用,不与时俱进,那它就只有主动“被淘汰”。


打个比方,我们2016 年做了个项目,对四川省14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了调查,我们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彝族、藏族、羌族在四川是三个比较大的世居少数民族,彝族人口超过300万,藏族人口有160多万,羌族人口有近30万。这三个民族里面,语言文字保存最好的是彝族和藏族。因为彝族人口多,彝族地区交通条件相对落后;藏族人口也比较多,藏族地区近年来通过精准扶贫、民生工程和生态旅游,发展的速度很快,发展的质量也很好,但是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使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总的来说,藏文使用范围比民主改革前和改革开放前有质的飞跃,会藏文的人大幅增加,藏文出版物极大丰富,使用范围大为增加,而藏语的使用在四川藏区,尤其是在藏语次方言和地脚话范围,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主要在于次方言、地脚话与藏文书面语的一致性差异较大,出现了断代、濒危的一些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在四川彝族和藏族的语言、文字使用和传承不是那么令人堪忧的,其文化保存比较完整。


丘眉:是不是相对来说,藏族文化还算完整的?


袁晓文:对的,所有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创制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不多,比如我们使用的人民币上,除了汉字和拼音外,还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现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当然,藏、彝、蒙古、满、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傣等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字,有的文字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短的也都有数百年历史。


目前的情况是,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基本已经不使用了,孩子们基本都在讲国家通用语言,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文字,也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文字。全民族都通用汉语的几个少数民族,很自然地以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没有与自己语言相一致的文字的少数民族,大多也选择了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


四川的回族,他们的一些问候语、经堂用语还会使用一些历史上的传统称呼和说法;蒙古族在四川比较特殊,共有两支,一支在成都及其附近,散居全川,基本是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了;另一支在川西南泸沽湖周边及木里县,语言保留相当完整。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保存情况是不一样的,同一民族,不同分布区域和地脚话流行的地方,其传承情况也不一样。藏族传统上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个大的方言区,因藏族分布地域比较广,康巴方言下又有次方言多达10余种,如普米、木雅、多续、里汝、纳木依、尔苏、旭米、呷米等。


2007年我做藏族多续人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调查时,当时有15个多续人会讲藏语多续话,虽然都讲不全,到了2013年开始做多续语调查时,就只剩下10个人可以讲藏语多续话了,而且也讲不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目前第一濒危语就是藏语多续话了,因为藏族多续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边缘地带,是汉、藏、彝三个民族的交融地带,语言出现的濒危状况,也在情理之中。藏族、彝族等民族的语言文字整体保护传承的比较好,跟国家的政策有关系,有双语教学、民族语文出版物、民族语言文字电视台、民族语言广播、民族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机构等等。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语言在偏远村寨一般保存的比较好,然后是县城,最后是中心大城市,呈现一个递减的过程和效应。少数民族第一代进入大城市的语言文字保留传承都好,第二代人看情况了,有的会有的不会,但大多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了。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根都没有了你的文化还有生命力吗?总的来说,藏族语言文字、藏族文化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也有消逝的,比如在藏区的县城,有的年青一代藏族人,藏文不认识,更不会写了,藏文门牌、标语的错别字连篇。


海南山区村寨的消失无法阻拦


王建成,海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


可能因为政策的原因,门牌等需要双语,现在汉语大家都认识的,用民族语言可能是个装饰和符号。


海南主要是黎族。海南在1988年以前还是比较封闭的,那个时候传统的东西保存得比较多。但是,这二十几年变化比较大,消逝的东西也很多,消逝的原因也有很多,像刚才说的语言就是一个典型。


过去在少数民族山区,老百姓都会讲黎语、苗语等,这些年消逝得比较快。有一个县里面的机关干部,他是黎族,为了让自己的小孩学习母语就把自己的妈妈请过来带小孩,想着这样可能小孩就会讲黎语了。到了小孩上小学,母语基本没学会,但是他的妈妈普通话却学好了,可以讲得很流利了。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的。


这当中可能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就像过去,海南有典型的茅草房、船形屋,政府来主导建砖瓦房,这就是政治原因。所以,这不好定义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不好的,过去典型的民居曾经看来是落后的。一个文化,你不能随意地给它贴标签。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原因。这几年政府主导比较少了,而且有意识地保护。但是,经济的力量又来了。你想一个村落建得很好,像空村、“鬼村”,村里没人,连村里的路上都长草了,不要说其他,这些民居也是要消逝的。


丘眉:海南的经济算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旅游助推发展很快。像那些村落,有可能在保护传承中发展得比较好吧?


王建成:目前海南的旅游热点,主要还是去海南看海。到山里或者民族地区去的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些地方的人都在拼命离开。


丘眉:是不是大小景区间的互动发展还不是很强?现在一些标志性的景区会提出一些大景区的概念,辐射周边,与其他更远的偏冷景点互动。海南一些大的热点景区,在与山区、偏远民族地区的互动上有没有更多的措施?


王建成:大景区没有那么强的辐射效应。比如三亚附近有个槟榔谷景区,只能是对个别的村落、加盟它的旅游点有些带动,对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就算是政府做了一些动作,村寨的消失也没有办法阻拦,过去是人为地拆,现在是村寨的人主动离开,剩下老人也越来越少。所以,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消逝是迟早的事情,阻拦不了。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吧,不要老是觉得自己的东西都不好。


在苹果树下听祖母祖父讲故事


杨福泉(纳西族),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我们纳西族三十二万多人,人口不多,但是它的文化比较独特。有东巴教的3万多种图画象形文古籍,俗称东巴经;还有汉传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的噶举派、格鲁巴派、萨迦派等的信仰。


在我主编的《玉龙彩云——纳西族》序言中,我写到“在苹果树下祖母祖父讲传统民间的故事和历史”,在丽江古城和很多乡村,这些我们经历过的传统知识传承方式现在已经消逝了,因为小孩有时间都在玩手机和看电视了,祖父母想用母语和孙辈交流,在城市和城郊结合部的许多地方,小孩连母语也听不懂了。


我想起一个案例,是在1993年,我们跟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有合作。我们穿针引线,邀请了他们的酋长代表团来访问丽江,他们过去很少出国。他们在1993年到了丽江古城,几个酋长在那里掉眼泪,他们当时看到丽江古城满街都是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每个民族都会讲当地的纳西语,也会讲他们自己的母语。酋长们说他们想起了印第安人的悲剧命运——印第安人在上世纪70年代前强制性地被白人用寄宿制等方式同化,很多印第安小孩失去了讲母语的机会。我在印第安部落见过七十几岁的老人在教五十几岁的一大帮人母语。酋长他们在丽江受到启发,说要回去复兴他们的文化。回去后,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加拿大会讲母语的印第安人据说增加到三十多万人了。


但是,当下丽江的状态又怎么样呢?去年云南丽江市有三千五百万人次的旅游,丽江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民族文化而获得了世界遗产,但是现在丽江古城满街说着纳西语的景象已经消逝了,你再也见不到满街穿民族服饰、讲民族语言的人,到处是天南海北的游客。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去逢年过节丽江古城满街都是穿的很漂亮的乡村姑娘和小伙子对歌谈对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很多民间的歌手约对歌比赛,都是要即兴创作歌词来对歌的。


这种消逝也是跟前面各位讲的一样,是基于语言的消逝,特别是在城区和坝区,小孩子在学校都是讲汉语,一进幼儿园就讲普通话了,这是学校的要求。我的女儿在昆明长大,为避免她不会讲母语,我就要求女儿在周末和平时跟祖母打电话聊天是必须用纳西语来讲。所以她至今还能讲纳西话。


另一方面,我觉得很多纳西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很多游客都很欣赏纳西人的文化和语言,因此也激发起了人们学习母语文化和歌舞的激情,这应该也有旅游业的促进作用。现在有一些纳西女老师专门去收集民间的童谣,然后在幼儿园和小学里推广。就在今天,纳西族小学的童谣比赛,在中国童声合唱节获得了金奖。当下,消逝与新生都在发生,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大量的年轻人跑到城里学习、打工,好多都不回去了,女孩出去打工的比较多,所以,现在很多村子里光棍多。乡村里以后靠什么人来延续你的文化?用什么方式?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云南有二十五个民族,很难像比较大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那样可以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来进行考试或者加分,现在国家还做不到,所以现在传承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化还面临很多难题,但由于我国政府也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对传承自己的母语文化也有了比较好条件,只不过在鼓励年轻人学习这种拼音文字方面还需要多有一些鼓励措施。


现在丽江古城的难点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原住民搬走了,而且是因为有经济利益而搬走的,现在进来丽江古城经商的外来人还不热心学原住民的语言,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大多是游客,所以他们也没有热情学习本地语言文化,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从游客身上赚钱。对本地文化的发展还很少有责任感。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古城的文化怎么传承?


我觉得,除非是丽江古城新的居民有点长远的眼光和责任感,能够承担起传承和创造新的当代丽江古城文化的责任,如果这个地方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特色的魅力存在,那么你赚钱也就变成了空想了。


《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这套丛书,很严谨细致,每一卷都像教科书一样,可以用来准确地解读每个民族的文化,十年之后你再看,这些书里面讲的有些东西在丽江可能已经消逝了,但是这套书会成为一个可信的读本留下来。现在很多出版物都会误导游客,比如说丽江是艳遇之都,到泸沽湖边可以很容易走婚等等。


蒙古族的转型痛苦


齐木德道尔吉(蒙古族):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内蒙古大学教授


就我们蒙古族来看,正在消逝的东西是很多的。


现在的蒙古族人口,在内蒙古有四百多万,在全国有近六百万,全世界加起来有千万吧,是一个大的民族,在世界史上作出的贡献也非常大,世界上最早不认识中国而是先认识蒙古。世界史,13、14世纪是蒙古世纪,所以,对蒙古族的研究都是具有世界性的。蒙古民族,又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民族之一,所以他们首先有一种“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的胸怀,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很多东西。


首先谈下语言。如果把我们的民族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文化的;另一部分是一半一半,说的既有汉语又有蒙语的混合语。今天在科尔沁地区所说的蒙古语中一半是汉语,汉族人差不多都能听得懂,但是蒙古人听汉语却听不懂;还有一部分就是完全不会自己母语的。所以,我们这个民族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保护自己语言的问题。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学术圈子里也在大量地讨论。有些大的、比较早汉化的地区,现在自觉地想恢复自己的语言,建立自己的学校,但是积重难返。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蒙古语言在内蒙古得到了一定的保存,因为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内蒙古自治区比新中国早两年成立,对解放全国建设国家,蒙古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了一大批蒙汉兼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所以内蒙古在所有自治区里面现在看来还算比较成功的。我们也在总结70年来发展的过程,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教训?这样的总结,可能对全国各个民族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丘眉:也就是说,蒙古族保存的文化语言算是好的,但是近阶段也存在很大的危机?


齐木德道尔吉:近二十年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损坏,近几年得到了些许遏制。现在国家特别强调生态,从政策上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由于城市化运动,内蒙古现在居然达到了64%以上的城市化,这就意味着乡村的空壳化,政府给盖了一片片的房子,却没人住。我现在承担着一个课题,是内蒙古蒙古族人口问题的课题。调研中看到。乡村牧区基本见不到年轻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在那里守护着。他们的孩子都在县城或旗所在地上幼儿园、上小学和中学。这意味着将来蒙古人在自己祖居的地方留不下足迹了,进城的蒙古人又没有自己的路子开辟自己的新生活。


现在我们正在转型,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因为转型,蒙古族人口的很大部分在逃离自己的故乡,尤其年轻女性都愿意进城追求新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办?这个过程中要有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努力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保存好。如果民族文化没有了,全部变成汉文化,那就太可怕了。今天的地方旅游,比如说上海,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又有谁会来呢?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必须要保存。这方面我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不光是知识份子层面,普通老百姓也感觉到了。


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方面,并不是没有进展。蒙古族婚礼在城市里几乎得到了百分之百的复活。现在我们蒙古人的婚礼非常有特色,而且每个地区都不一样。现在,蒙古人都特别珍视自己的民族服装,节假日和婚礼上会自主地穿上。


现在我们的民族教育不如以前了。我们分析,主要还是我们自己民族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人口发展出了问题。解放后,蒙古人当家做了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发展,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人口也得到了发展。文化革命期间,蒙古族人口锐减。文化革命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恢复,蒙古族人口一下子增长了许多,原来报汉族的大量人口改成蒙古族,他们基本不说蒙古语。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牧区以及城市的真正的蒙古族人口,也随之被抑制,形成明显的人口负增长。


现在农村牧区的人口,生存压力还是很大。我们到农村牧区调研,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的很少,基本都是一个孩子。为什么呢?普遍认为现今养孩子太难了。实际上,在牧区的一个家庭,拉扯三四个孩子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生,因为想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多了就无法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觉得这样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这里面有价值观的问题。牧区没有足够的孩子,基层教育面临大问题,一个旗只有一所蒙古族学校,一所幼儿园的多的是。


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民族教育却不发达,学校的容量太少,又不增加学校。乡下的孩子不能就近上学,少小离家,在城镇就读和生活,孩子们接受不到最纯正的蒙古族家庭教育,进而就失去文化传承的能力。这个问题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我们也在努力,希望把我们的民族教育做好。


民族文化的展演会失去文化本身的内核


张锦鹏,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云南大学教授


刚才很多老师都谈到了语言的问题,其实从消逝的角度来看的话,其他的文化事项的消逝也是很明显的。


比方说拉祜族,一些研究拉祜族的书籍里所介绍的文化事项,现在走进拉祜村寨已经是很难看得到了。拉祜族扩塔节(春节)有一个取新水仪式,过去是非常隆重的,村里的年轻人要很早就起床,带着竹筒或葫芦,到山涧里取新水,谁最先取到第一筒水,谁的福气就好,所以大家要赶早去抢新水。


但是现在你已经看不到取新水抢新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每家每户有自来水,他们不用上山取水,早上在水龙头上接一筒水,就算是取新水了。过去拉祜族还有一个婚礼习俗,结婚后男方要到女方家劳动三年,两小口才能独立生活或回到男方家庭中生活。但是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缅甸、泰国的拉祜族,这种仪式已经被简化为象征性地给对方父母三块钱就行了。


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在逐渐地消逝的,但是文化符号并没有消逝,它在形式上被转喻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仍然保持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当然,也要看到,随着仪式的减少和弱化,就算深藏在族人心中的文化内核,也会有被淡化的趋势。


在旅游经济下,我们看到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展演,那一种表面看上去很热闹很繁荣的民族文化传承,可当看到舞台上的村民在面无表情地表演,我觉得那不能算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它也意味着文化的消逝。我们在少数民族村寨里看到的他们节庆时候发自内心的欢歌载舞,那才是属于他们的真正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要回到少数民族的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融入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当中。


丘眉:少数民族的民俗村寨或者表演这些方式,反而会伤害民族文化吗?


张锦鹏:民族文化在资本化或者商业化的过程中,被用于展演,成为愉悦他人的道具,这往往会失去文化本身的内核,也容易让文化持有者失去自己内心的愉悦感。


如佤族的木鼓是神鼓,过去只能由专门的祭祀者在特定的祭祀场合击鼓。但现在为了旅游表演,击打木鼓随意而为,这种展演式木鼓已在佤族人民心中失去了神圣意义。但是,少数民族文化展演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可以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形式让少数民族重新去理解自己的文化。当少数民族看到有这么多人欣赏自己的文化之时,会增强其文化自信心,也会激发他们主动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丘眉:云南区域在旅游方面的发展,可能更有先进性。您认为云南的民族文化复兴是不是也受到这方面的助力,达到一个更好、更强的阶段?


张锦鹏:是的,在云南我们是看到了这样的复兴。


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保护,旅游的发展是一个推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政策。早在20世纪90年代,云南就提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国家推出了很多保护民族文化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措施,也十分有效果。


(本文更多内容请点击查找《谁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头号圆桌:消逝与新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