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那么多条道路,我写了二十几条,终于要写到常德路了——终于,写到张爱玲住过的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了。


在这里,张爱玲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和女子时代。


她和历史纠结在一起,也和胡兰成纠结在一起。


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的某一天,贵为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优雅地拜访了位于六楼的张爱玲寓所,并在其门缝下,轻轻地塞入了一张字条,道明来意……


不知道为何,这么写时,我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李安导演的惊世名作《色|戒》里圆脸的汤唯,和瘦脸的梁朝伟。虽然至今我仍然不能看完这部色彩缤纷的电影,但是电影开头时,以老“小花”陈冲领衔的几个上海女子,操着沪语在打麻将,一通稀里哗啦的响声,在静谧中,非常生动的镜头,我仍记忆犹新。这时,插入了汤唯的不太正宗的沪语,如同在夕光中,插入一根法国梧桐树枝。


好吧,对号入座,易先生就是梁朝伟——不,梁朝伟演的易先生就是胡兰成。


梁朝伟先生在电影里不苟言笑,甚至把汤唯扑倒在床上时,也是冷着脸。大概他和李安导演都以为做一个汪伪政府的大特务,必须每天板着脸,不苟言笑如同面瘫一样。


如果不对号胡兰成,我没什么意见。如果对号胡兰成,他可能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呢。我觉得,无论胡兰成历史如何,他是一个有趣的人,起码和张爱玲在一起时,应该是有趣的,讲黄色笑话时,也笑得打翻茶杯才对。



兰成不仅是浙中大才,文字飘逸,文采飘扬,而且深得中文古意,用词用句非常容易被人吸收。如“岁月静好”这句话,至今穿墙裂帛,直透文艺女青年的心田。你敢说,当时没有安静和甜蜜的爱玲·张女士对他无限的倾慕吗?更何况,胡兰成还是一个“熟男”,他三十八岁时“遇见”二十二岁的张爱玲,经历不说丰富,而且善于伪装自己的思想,分散自己的情感。


你们读张爱玲,常常会觉得她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文笔老到锋利,如“庖丁解牛”,此女子,见凡人之所未见,思凡人之所未思,真非常人也。


我总觉得,张爱玲本人与小说尤其是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气息反差极大。小说那么冷静甚至于冷漠,而作家自己的情感上,却匆忙以至于草率,并不顾及其他例如胡兰成的民族大义问题,上海的复杂形势问题。她就是这么的,如同一条鱼游动在浑浊的黄浦江里,没看见什么大情况,兀自有自己的快活甚至自由。


相反,表面上洒脱,深情,至性的胡兰成,却是一个“动若脱兔”的现代修真小说里的真人。你看他在《今生今世》里的自我表达,他果然是“动若脱兔”的,并不会为张爱玲所牵绊。


他到武汉与护士陷入了情感与肉体的纠缠,不顾及同时兼有张爱玲之约。即便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战败之后,他隐名埋姓逃亡仍不忘风流与爱意,在绍兴老家隐名埋姓逃避国民政府的追捕中与某女子相爱,一起徒步徙往金华,又从金华雇了黄包车经丽水潜入温州,行走一周才到目的地。


兰成化名于一所学校里担任教师,竟然还“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北京名人梁漱溟通信,谈及文化建设种种大计。直到工作队开进了他的人生,这才发现,时代已变,无论如何化名是躲不过去了,又买船潜往日本。


风流倜傥的胡兰成是“熊瞎子掰苞米”,经过了那么多好女子身边,过去了就过去了。例如这位从绍兴到金华到丽水到温州的熟女,他也是经过就经过了,只身逃亡日本而置之不顾——谁也不知道,留下的这些女子,今后遭遇到底如何。


只知道,据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讲述,张爱玲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投降之后,仍然定期寄钱到温州给胡兰成使用。那时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如日中天,粉丝无数,且还改编电影,各种热闹。胡兰成与新欢坦然地用着张爱玲的钱,而且,也是更加坦然地在某个时候,接待了悄悄远道而来的张爱玲。


当时交通条件困难,从上海到温州,非常不易。也许,正是这个时候,张爱玲才真的死了心。到后来,胡兰成出版《今生今世》寄到当时住在香港的张爱玲那里,张爱玲仍然只字未回。


胡兰成去日本,也没有闲着,与前七十六号大特工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又“陷入爱河”,并于一九五四年结婚。


佘爱珍厉害非凡,是上海滩真正的大姐大,两任丈夫都是枭雄,一武一文。


胡兰成也厉害,上海滩最犀利的两个女生,一个才高八斗,一个威震上海,都是他的红粉俏佳人。



爱玲一九三九年搬进位于赫德路上爱丁顿公寓,即如今的常德路常德公寓,与姑姑张茂渊住在501室。后去香港读书,不到二年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香港。一九四二年初张爱玲回到上海,仍和姑姑张茂渊住在爱丁顿公寓,不过这次搬到了六楼605室。


为何要强调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呢?你们可以悠然畅想一下:如果叫常德公寓,名字就太朴实了,不符合前法租界的那种文艺气息。如果你是一个新世代的上海文艺女青年,一定要用“爱丁顿公寓”,一定要用“赫德路”,一定要用“岁月静好”,一定要读“今生今世”。至于植物,一定要叫“法国梧桐”,不要叫“悬铃木”,水泥也一定要叫“水门汀”,并且,决绝一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要把那其实很难吃的清汤光面条叫做“阳春面”,并带着甜蜜的微笑,跟人家说起“外婆的味道”。这些词,是分开你和“外地人”的重要标志,你看上海的作家都是一口一个小笼包地使用这些高频词的。习惯与否,也是区分你文艺与否。


常德公寓一个立于一九九四年的牌匾,那话是当时沪上闻人余秋雨先生写的,娓娓道来于字里行间,看起来很像小时候亲眼见过张爱玲女士拎着小包来来往往。


我觉得仿佛也亲眼目睹了张爱玲女士在赫德路爱丁顿公寓六楼眺望时光流逝的那副刀削般的表情——同时,她看待人情世故,也是刀削般的。虽然看文章和作家本人不一定都能对号,但是张爱玲本人,我认定,大概看她的小说和她的散文感觉很不一样。


对张爱玲的小说,一直爱不起来,可能不够小资的缘故。但是,我喜欢看她的散文。张爱玲的散文不再冷峻,不再刀削。她是将一把挂面撒在热汤里,看着面条散开,飘动。


我读过张爱玲一篇散文,写了气味,谈到香水,其中最有趣的是说自己喜欢闻汽车的尾气。


哎呀,我就从这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一个版本的张爱玲了。不是胡兰成版的张爱玲,不是夏志清版的张爱玲,也不是毛尖版的张爱玲。


这个张爱玲,还是有些俏皮的。


你能想象,一个穿着旗袍的瘦削女子,以一副冷峻的表情来闻汽车尾气么?我觉得冷面的张爱玲有些俏皮隐藏在旗袍里面。


说老实话,我作为一个老牌文青,实在受不了常德路、武康路这种路名了。



丁顿公寓也常常被一些文学青年误写为爱丁堡公寓,并且括弧后面写上了英文Edingburgh以示博学。


真的叫爱丁顿公寓,我也是查来的,见政府所立匾额里如此这般道来,并非生而知之者。


该公寓竣工于一九三六年,建造商为意大利籍律师兼地产商人拉乌尔·菲斯,房屋结构很注重个人空间的分割和隐私保护。张爱玲和姑姑的房间各在一端,中间隔着厨房,两人的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平时可以互不干扰。


吸大烟的姑姑可以不干扰爱冥思苦想的张爱玲,反之,张爱玲在高高的六楼上眺望远处的哈同花园(原址为今上海友谊会堂)上的人群聚会;还可以看近一点的“静安寺车栈”里电车的进进出出,写一篇文章如《公寓生活记趣》: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


你看着散文的句法和形态,跳跃着欢快和愉悦,断非她在《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味道。


先坦白从宽:其实,我没有读完过张爱玲的小说。


你们知道吗?写上海,谈到上海文艺界,绕不过张爱玲。起码是,写上海的文学,绕不过张爱玲。


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张爱玲成名于法租界,幸福于法租界,在她的名声达到巅峰时,一场轰轰烈烈的“秧歌”以及新社会背景下作家圈那些毫无顾忌地向她伸去的咸猪手,把她吓出了原形,同时也惊出了智慧。她忽然决定,悄悄地离开上海远赴香港。


据说,在某个车站两车交回时,忘了是不是广州了,张爱玲碰见了一个朋友刚刚从香港返回内地,两人相见,分外惊讶。


那是一九五二年,一切风暴都在酝酿中,但回来的朋友还不知道风暴是什么。至于离开的张爱玲,则已经在安徽北部经历过一阵惊心动魄的“秧歌”,以至于立即决定南下了。


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张爱玲实际上只是连续住了五年,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七年,然而,她在这里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小说。


成名要早,张爱玲这么说。


她在旧上海的高高公寓里,过着早早成名的生活。


爱玲的文坛领路人周瘦鹃曾说:“……我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去那公寓。乘了电梯直上六层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厅,见了她的姑母。这一个茶会中,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后来成为张爱玲姑夫的李开第则曾谈到:“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爱玲说,姑姑叫我给伊去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


张爱玲本人也感叹过:“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以上引用,都是抄的,证明了张爱玲的那时的外在红火和内心寂寞。


过,那是那个时代的爱丁顿公寓,在旧时代的上海,它的确是高耸的,宽阔的,视野无限。


现在的常德公寓,夹杂在一大片高楼大厦中,显得都有些猥琐了。


大楼底下是一个卖咖啡的书店或者卖书的咖啡店。


好多年前,《东方早报》还在红火的时候,当时的编辑张明扬兄约我和复旦王宏图兄一起,在常德路195号聚一聚。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张爱玲旧居所在,因为我实在也不怎么关心张爱玲。


我其实不太习惯喝咖啡,但是农民进城,不得不装,怕对不住本地人的老朋友宏图他们。


后来,“上海书评”的主编陆灏兄也来,大家一起闲聊,才知道这里是张爱玲的旧居公寓。具体不记得聊什么了,大概是组稿约稿的意思。那时我籍籍无名,红火的专栏约稿,理应感激涕零才对,但我这广东雷州半岛土著农民的臭脾气,就是不懂得长袖善舞,逢场作戏,迎风而上什么的,以致没有结出什么“奇葩异果”来。而“上海书评”那种带着浓重的英译Edingburgh强调的文风,不中不洋的写得很流利,我终于还是喜欢不上,没有“上路”。


我可能写过一两篇书评,也可能写过几篇散文,就这么在成名的半途中退却,草草收场。


海书评”一度很有影响,沪上老中青三代文学青年都喜欢,我却不爱看——大概除了香港翻译家刘绍铭先生等少数几个人,我看了还能入心,其他甚至如“大散文家”董桥先生的文字,都觉得太“乔装致”了。我认为是我自己的问题,品尝不了过分精致优雅亮丽婉约的文风。


说到这里,觉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文艺界流行起了一种扭捏作态的精致语言,好像要接骨到三十年代的意思。打碎了张爱玲、胡兰成和鲁迅,杂糅在一起,再加点新近出土的上海滩文风,便造成了一派风气。甚至,我记得在静安寺南京西路背后的某条路上,还曾经开过一家“三十年代”饭店。


这类在险中求的语言趣味,前辈大家论起成就,莫过于郁达夫先生。


一九二八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从杭州返回上海,租借在常德路八十一弄“嘉禾里”,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三三年移居杭州。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年龄差,跟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年龄差很相似,甚至,两个浙江人、富阳的郁达夫和绍兴的胡兰成,连长相都有些相似,连文风都有些相似。只不过,胡兰成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更执着于文字的气息;而郁达夫,更为放纵。不是“沉沦”的那种放纵,而是连短篇小说《迟桂花》,也是暗含着猛烈的“放纵”。这个力量,是喜欢“绵里藏针”的胡兰成所没有的。


而“性格决定命运”,郁达夫总是轰轰烈烈的,连爱王映霞和恨王映霞,都是那么地凶猛,以至于最终鸳鸯分离于南洋。


德路的旧“静安车栈”,后来长期是一个上海市第三汽车公司(记得是这样)的所在地,我以前住在华东师大后门很远的金沙江路尽头的建德花园时,仗着自己年轻,每次上班都骑自行车来。不细说,过武宁路桥后,沿着武宁路往南,再过静安寺的话,有几条路可走,而我通常选择走常德路过延安路高架,到巨鹿路。那时候,常看到无轨电车在这第三汽车公司进进出出。


自然,不再是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看到的那个景象,而是更加忙乱,更加闷热,更加的尘土飞扬。


后来第三汽车公司原址拆掉,建起了嘉里中心一期二期,另一边背靠背是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开在铜仁路那一边。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不再安静了。


我某年夏天骑车下武宁路桥,忽然肚子痛,连忙停车钻进路边的某个大厦找厕所,未遂,继续头晕,又进了旁边的邮局,趴在填写单子的台上,晕厥过去了,而不知人事。那时,根本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中暑”。


这里省略几千字。


那之后,不太敢骑自行车了,有了心病。觉得我这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农民,还没有创造出《倾城之恋》就中暑倒下,太不浪漫了。


那次晕厥的时候,已经有了小女,不算青年了。


我觉得,家庭还是一种很大的责任,不知道胡兰成先生如何能做到如此的洒脱,如同蛇蜕皮一样轻松。


然想到,没有看到胡兰成先生写他的孩子,是没有孩子吗?查了一下资料,并非无子女,而是有六个子女,长子自杀。


他的小儿子胡纪元一九五九年毕业于上海电机制造技术专科学校,后来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退休后选择回到自己生地南京居住。


只有最熟悉我的人才知道,我曾在上海电机制造技术专科学校基础部教语文三年,后来混不下去,考研究生回到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才离开。


我只在那里呆了三年,谁也不知道胡兰成的小儿子胡纪元也在那里读过书,而且,自然是前辈中的前辈了。


人生真是奇怪,会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线条,把你编织到一起。


《车拉马儿·中国》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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