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洲民:我在我的城市里做我想为这城市做的事。

洲民自称是个乐观的悲观者。

他说悲观是因为他觉得台北不应该就仅只是现在这样,应该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他所以乐观,是因为他深信台北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他把台北当成自家后院般的欢痛同感,好像一个恨不得子成龙、女成凤的父母,等不及见到那丰收欢乐祭奠的到临似的焦急着。

林洲民1983年到纽约念书并工作,1995年再度回返这个孕育他成长的城市,他同时也开始像实践诺言般的设计起台北一幢幢的建筑物,其中包括有1997周华健巡回演唱舞台设计、诚品书店台北站前店与敦南家居生活馆及音乐馆、扁帽工厂、1999台北电影节露天电影院等为人所熟知的案子,并参与赈震灾校园重建民和国中小学设计。

林洲民以台北为家,并以他所设计的建筑作品,来传达他对这个城市的爱。

城市就是我的家

是在一个初春周六下午,和林洲民相约在他的办公室碰面。我到得早了一些,就四下浏览着,办公室有几个加班的员工,都安静的在显得十分洁净的空间里工作着,整片长窗外路树鲜嫩的绿芽仿若横条长轴般,在室内的爵士乐音下与明丽的阳光对舞着。

之后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感性的人,还是一个理性的人?”

他沉思了一会就说:“我是隐性的感性,显性的理性。”这句有如老子“有无皆同”般的答话,把我弄得反而更迷糊了。

我不觉忆起七零年代时和我同在大学念建筑系时的林洲民来了,那个曾以《望安记事》得过时报报导文学奖,曾经积极关注民主运动社会公义,曾经热情着迷于摄影与电影的感性年青人,好像忽然又跃身眼前了。

面前的他却浑然不觉我心神何在的仍对我侃侃谈着:“建筑不是纯艺术,它是种创作的工业,设计之外还有人际关系、预算、施工、法规,是处处皆是限制的一种创作工业,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这行业里努力想做好事情的人,像一个拼命在水中向前划泳的人,一心一意就是想游好泳,只是偶尔趁换气的时候,才有功夫抬头望望四周罢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历史是只算总帐,不计较细帐的,我做的事只是细帐,整个城市风貌如何才是总帐,把自己的事做好,是作为台北市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态度。我几乎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二点都在办公室工作,我在我的城市里做我想为这城市做的事。”

那林洲民的家作什么用呢?

“城市就是我的家。”

林洲民位于民生社区的家设计得十分明亮干净,以白色为主的空间相互自在穿流,没有固定的隔间与领域,我问他在家时最常停留处在哪里,他好像顿了一下的就转了话说:“我太太和我正想着搬家的可能,我希望下一个家有可以工作的空间,我可以多花些时间留在家里工作:我认为生活就是一种人文态度,家可以不用很大,三十坪的房子也能窗明几净的宜人,事物条理安排得有序的话,就可以住得有尊严,台北大多数的家有太多不必要的华丽,以及品质上的简陋。”

林洲民特别强调人与社会间互为施受的不可分关系,他举一个某科技新贵最近来和他谈案子的例子,他说:“个人财富的积累与获得,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与社会的大环境有关,因此拥有资源的企业家,更应懂得感恩与回馈社会,这是人与社会间不可逃避的道德责任,没有社会责任只有己利的案子,我宁可不做。”他也因此回绝了那位无社会责任感新贵的设计邀请。

他提起他十余年在纽约读书与工作的经验时,说:“在纽约我认识很多人,我认识的是他们的作品而非本人,我与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一起创作,彼此保持着一种相互尊敬的独立与孤寂,那是一个最适合创作的城市。”

那台北呢?

“台北是一个媒体极度发达的城市,媒体这样发达,使创作人与创作人间无法有距离感,所以自然也没有纽约的孤寂与独立气氛。”我记得和当年仍在纽约时的林洲民通过电话,他当时告诉我说:“我打算留在纽约一段时间,我想静观及学习一个完整的建筑演作如何执行的。等到我的心领会了,我就回家。”

十年以后的林洲民选择台北作他行道的舞台:“因为这是我的城市,我希望台北有一天也能像巴塞隆纳、也像伦敦一样令我觉得骄傲,我希望五十年后的台北人,会感谢我们曾经这样为他们付出过。”

我问他记不记得当年说到静观与学习的事,他好像就跌进记忆时间河流里了。十年前在纽约潜沉观察的林洲民,如今在台北行道的林洲民,那十年后的林洲民会是如何呢?

“我希望十年后的我是一个很骄傲的台北人,我会因为这十年来我所参与的每一件事,都使台北因此成了一个更好的城市而骄傲,我希望十年后,我仍然在这个行业里工作,能参与更多事情做更多设计。”

我就问林洲民现在几岁?

他说:四十三岁。

我离开后想着:我希望十年后台北能拥有一个骄傲的五十三岁的设计人,而我们也会因为他这十年的努力,使我们也能因台北更好而骄傲着呢!

优游于浪漫的都市花园

最欣赏林洲民设计案的两个特质,一个是他隐在严峻理性后的浪漫:他作品中理性驾驭的姿态显而易见,例如重复模矩的使用、简洁清晰的线条、内敛冷掉材质的运用、对准确度与细节的要求,都清楚的投射出一个理性自制设计者的身影来。



而在他1999年为台北电影节设计的露天剧场

虽然也同样具有上述的特质,但是却又能同时显现出某种浪漫情怀来

这个案子高达四层楼,八百片半透明的塑胶瓦楞版,围出了一个长宽各为70公尺与35公尺的白色量体,观影者顺着四周缓缓上升的斜坡走入露天电影院时,也逐渐离开纷杂的城市,进入一个属于梦与幻想的浪漫空间里,外面的世界与里面的世界,隔着半透明的塑胶版模糊相对,这样的错约光影与被高墙框出来的暗夜星空,谱出了城市中少见的美丽浪漫空间经验来。

他作品的另一个特质,是他具有为都市既有建物重上妆容的巧手:一个已发展成形的都市,势必有许多已老旧不符使用的建物出现,如何在现有的都市纹理下,为旧建物整容易装,并能与环境相容又增添姿色,是林洲民显现的另一精彩处。



以位在敦化南路巷内的舞蹈空间办公室为例

这是幢两层楼被杂乱环境包围的旧建筑

林洲民在二楼正立面上,添加了一扇半透明的玻璃墙,一楼院落则以横条木质纹理与环境对话,不但巧妙的隔开了外在杂乱的环境,也呈现出一个具现代感、又简洁不与环境争锋的优雅建筑来,像个巧妙的都市整容师,林洲民悄悄的美化了许多衰老的建筑颜容。

林洲民相信我们现今的台北,需要的是许多自制的减法建筑,而不需要已有太多以炫耀财富与奢华为目的的加法建筑。在一片哗目取宠的喧嚣中,林洲民像个沉静的园丁,安心的剔除着一株株不合宜的草木。

他相信完美的花园有朝一日必会现身来。

阮庆岳,台湾小说家、建筑师。来源:《新人文建筑:13人书写台北空间新美学》。《头号地标》被授权在大陆新媒体渠道首发。

作者|阮庆岳    出品|头号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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