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广西北海、南宁、桂林及广东深圳四地开展打击传销统一行动,共抓捕嫌疑人248人。(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

传销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

2008年广西北海的一次会议上,丁耀华提出了“负面调控论”,使得传销的洗脑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这种新型网络传销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资标的、无实体机构,以高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饵,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

爽安康模式

真正让这个江湖风生水起的,则是1990年代的“摇摆机”。

2017年8月7日下午,五十多岁的陈龙带着他的“团队”在郑州的一个高档酒店里考察了一个“项目”,在圈子里,这个“项目”叫做“资金盘”,是一种纯资金游戏,没有实际产品的传销。若放在20年前,陈龙也不敢想象,“没有产品也能玩传销!”

陈龙是传销界的老江湖,1990年代他就混迹于这个圈子,二十多年过去,再回望这个行业时,陈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传销江湖,是让摇摆机给摇出来的。”

1980年代末,日本一家卖磁性保健床垫的公司,“偷渡”到中国开展传销业务,这被公认是传销在中国的开始。此后,直销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但是真正让这个江湖风生水起的,则是1990年代的“摇摆机”。

摇摆机是一种足、腿部按摩器材。那个时候,风靡整个江湖的摇摆机品牌是“爽安康”。这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品牌,今天依然可以在淘宝上购买到这款产品,价格在850元左右。不过当时爽安康的售价高达6980元,走的是直销路线。

在当时,传销与直销难分彼此,共用同一个英文单词——“Direct Selling”,都号称将产品直接卖给客户,不需要经过分销商和门店。而在陈龙这些传销老江湖的口中,他们更愿意用“行销”这个词来代替“传销”或者“直销”,所谓“行销”就是“行走着的营销”,与店面的“坐销”相对应。

“从1980年代末到1998年,‘传销’还是一个中性词,仅仅指代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天问也是传(直)销界的一位风云人物,早在1995年就参与传(直)销,后来做直销行业的媒体传播,现在在某知名直销公司做高管。2000年初,他写的《中国直销业风雨20年》一书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仍被称为传(直)销行业最具可信度的野史。

据天问介绍,1990年代,传销分为单层次传销和多层次传销。单层次传销是推销员只能将产品卖给一个客户,不允许客户再继续发展新的客户;而多层次传销就是今天所指的传销,在当时也被屡次监管和查处。

天问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当时,爽安康拿到的是单层次传销的牌照,但经销商则做起了多层次传销的事情,并将6980元的价格降到1980元,市场一度混乱不堪。

“我们这些老江湖坐在一起聊天,不出十分钟,就能知道谁是出自哪个流派。”天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销进入中国之后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较为温和、理性的直销模式;爽安康派则是“潜能开发”,靠打鸡血、喊口号等来激发会员的财富欲望,并且逐渐淡化产品概念。爽安康模式是后来的“老鼠会”的鼻祖。

2017年5月,广西南宁警方开展“神剑·打传”专项打击整治非法传销大行动,共查获368名涉嫌传销人员。(视觉中国/图)

转向地下

大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会员们并不关注摇摆机的质量和功效,而是自己到底拉了多少人头。

面对这些新的营销形式,国家相关部门曾一度希望将其引导到健康、正常的轨道上去。

1994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的通告》,并未禁止单层次传销行为;两年之后,工商总局发布《进一步加强对多层次经营传销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将“制止”改为“监管”;到了1997年,国家工商总局通过《传销管理办法》,形成一个系统的管理方法,要求传销企业在规定区域内开展业务。

但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传销像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不断地挑战监管的底线。尤其是“异地邀约”模式的产生,为传销的发展埋下了恶之花的种子。所谓“异地邀约”就是以工作、旅游等名义,将亲戚朋友从家乡骗到外地去做传销。

传销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是1997年发生在长沙的“万人会议”。包括爽安康在内的多家传销公司在长沙开会,那是异地邀约模式的一个顶峰,也正是这次会议,让传销在一年后被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天问在《中国直销业风雨20年》一书中写道:会场拥挤不堪,场外很多人无法挤进,哄闹场面致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场外人质疑场内人切断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阻碍他们发财,场内场外由口水战演变为一场恶劣的拳脚战。

1998年,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和《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传销被迫转入地下。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传销和直销逐渐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那段草莽时期,传销还完成了从实物传销向无物传销的演变。民间传销研究者易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一演变始于摇摆机传销所遇到的一个瓶颈:传销人员越来越多,摇摆机的生产供应跟不上,而当一群大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会员们并不关注摇摆机的质量和功效,而是自己到底拉了多少人头。

“哪怕一颗鸡蛋,你说它值6980元,只要有人买,它就值6980元。”易铁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鸡蛋值不值这个钱,而是你买这个鸡蛋的时候你相信,那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

为鸡蛋赋予财富魅力的则是“几何倍增学”和“五级三阶制”。几何倍增学是直销和传销通用的概念,即1变3,3变9,9变27,下线无限倍增;五级三阶制则是传销界的金字塔形奖金分配制度。最高级别会拿到所有的奖励——一笔百万或千万级的财富。

用易铁的话说,只要有人给你讲五级三阶制,就可以判定他做的就是传销。实际上,一旦误入传销体系之中,给你洗脑的目的就是让你接受几何倍增学和五级三阶制的理念,一旦接受了,就会相信拉人头是最快的赚钱方式。

打地铺与进小区

由于南派和北派互相交叉严重,易铁更愿意用“净衣帮”和“污衣帮”来形容这两个派别。

1998年的一纸禁令将传销赶到了地下,公安部门数十年来也从未停止打击,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从此上演。

传销行业里首个“教父级”人物,也正是在那时出现。

1997年4月,台湾人郑永森、李佩瑜夫妇以台湾华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华良(长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海豹油等产品,并进行传销活动。华良接盘了爽安康,成为当时风头无两的传销骗局。

公安部门很快出手,根据当时公安机关的通告,该案的传销窝点遍及全国25个省份的75个城市,18个月内搜刮传销资金达到2.9亿元,受骗群众达二十多万人,该案被列入“2001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十大经济犯罪案件”,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遗憾的是,郑永森夫妇未能归案。此后又传出,郑永森利用赃款在太平洋岛国帕劳购置房产,并成为该国政府经济顾问。

天问自称是郑永森的朋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此传言可信度很高。郑永森在政策高压之下火中取栗,最后又能全身而退,并且从华良体系里出来的“高管”在此后的传销江湖里又扮演着重要角色。郑被不少传销的老江湖视为“教父级”的人物。

传销被禁止之后,一批涉入尚浅的人开始反思,离开或被家人劝离这个行业。易铁在做传销研究和反传工作时,发现这些人的思考方式往往比较简单,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弱,他把这群人称作是“传销难民”。

经常性的,这些传销难民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只能重新寻找传销组织做回老本行。那个时候,早期的传销老窝点被反复打击清理,他们开始流向新的地方。

将这些人称为“难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从事传销时,往往居住在小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民房里,过着打地铺、吃大锅饭的“苦日子”。这一传统保持至今,传销界内部美其名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随着相对高收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的加入,传统的“丐帮式”生活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尤其是南方的一些传销派别,告别地铺,进入了小区。不过在北方,传销界依然保留睡地铺的传统。

传销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但由于南派和北派互相交叉严重,易铁更愿意用“净衣帮”和“污衣帮”来形容这两个派别,净衣帮指住小区、不打人的派别,污衣帮则指睡地铺、有暴力倾向的派别。

净衣帮和污衣帮的分化大概从2007年前后形成。一直到今日,这两派的老江湖们还经常争吵着谁更正宗。不过,在易铁看来,从传销系统发展来看,大部分的传销套路、洗脑套路,是从净衣帮里产生。

2017年7月10日,广东警方成功捣毁犯罪窝点七十余个,侦破“1040阳光工程”“黄金国际EGC”“赛比安”等系列网络传销案件五十余宗。(视觉中国/图)

话术套路

底层人员打鸡血,每天在课堂分享上感受着成功迷梦;中层人员装气质,固定的时间接见前来学习的人员;高层人员秀财富,成为财富神话的主角。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并为传销行为做了定义,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2009年2月,又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写入《刑法修正案(七)》。

事实上,自从1998年被禁止之后,传销行业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理论危机”期。传销组织者需要苦口婆心地解释和美化这个行业,各种“洗脑”的话术和套路在那时酝酿出来,暴力传销的形式也开始有了苗头——实在说不通了,就打。

“净衣帮也有打人的,但是很少,他们会盯着你,跟着你,从精神上压迫你,让你学习。”易铁说,“不过,如果你实在学习不了的话,他们也会把你放走。”

根据易铁的观察,到了2008年,上述危机得到了解决,这与丁耀华、曾培淦这两个人的出现不无关系。

易铁称,与普通的传销者不同,这两个人理论素养较高,总是能找出说辞来化解质疑。根据公开资料,这两个人也都有着各类研究院院长、协会会长的假头衔。

比如,2008年广西北海的一次会议上,丁耀华提出了“负面调控论”,使得传销的洗脑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谓“负面调控论”是说国家之所以让媒体曝光、让公安部门打击传销,实际上是在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这个行业发展太快,13亿中国人不够用。

曾培淦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是依然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他的一些演讲视频。他习惯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穿着白色T恤,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诸如北部湾开发、“1040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等,来解释他们所编织的传销迷梦。

“这种营销方式在政府文件里是没有的,如果有,就不会轮到我们来做了。”他曾在广西北海的一次宴会上说,“我们的方式,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有先例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农场主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有序地集合起来,度过了战争创伤;二战后的日本面对巨额战争赔款,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将自己的财产变现支持战后恢复,用这笔钱迎来了今天的腾飞。”

易铁曾接触过大量的传销头目,他发现在传销这个行业里,各类“老油条”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会到处交流学习,将自己学到的理论说辞带回自己的团队。丁耀华的“负面调控论”就是这样在传销界里流传开来的。

2008年前后,传统的异地传销体系大多改头换面,他们打着慈善、保健品、资本运作、国家政策、电子商务、互联网科技等各种名义,去拉人头,发展下线。这个时候的传销,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实物,所传播的就是“财富梦想”。

传销人群的特性也开始形成。底层人员打鸡血,每天在课堂分享上感受着成功迷梦;中层人员装气质,固定的时间,在自己的屋子里礼貌地接见前来学习的人员,为他们传递成功的经验;高层人员秀财富,他们住高档酒店,穿着名牌西服,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主角。

易铁将传销人群从上至下分成四层,第一层是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知道整个骗局的一切,是财富的最后收割者;他们把骗局的80%告诉第二层的人——传销江湖的老手,让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并获得财富,第二层人很有可能在日后重新开盘时,晋升为第一层人;第三层的人知道骗局的一半,他们曾经做过传销,但被第二层的人洗脑,依然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最底层的则是“傻人圈”,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个伟大而有前途的行业,并且极易被煽动。

网络传销新变种

新型的传销变种由于不限制人身自由,多在网络上进行,那些起初的受害者更容易变成组织者。

最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网络社交平台的发达,新的网络传销开始崛起,并且与传统的异地传销两分天下。异地传销奉为圭臬的五级三阶制和洗脑手法,在这里都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奖励体制和洗脑话术。

与传统异地传销不同,近两年爆出的3M、维卡币、中券资本、善心汇、亚欧币等传销新变种的代表,周期更短,涉及金额更大。

根据公安部门的通报,在中券资本传销骗局中,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了二十多万会员,吸收传销资金四十多亿;在亚欧币的传销骗局里,10个月的时间,就吸收资金40个亿,发展会员5万人。

而传统的异地传销,一个盘子可以维持几年,甚至十几年,如假天狮就存在了十几年。

8月7日下午,陈龙考察的那个项目就是这类传销。这个传销界的老江湖有自己的团队和人脉,虽然他已经将从异地传销里赚来的钱洗白,但还是希望在这种新兴的传销盘中做几笔“短线交易”,然后抽身走人。

这个时期的传销江湖,也有新的教父出现。中券资本的操盘手王思禹曾是传销界的新星,目前已被警方控制。王思禹背后的教父则是一个叫郭建的人。

根据常德警方的介绍,王思禹从境外传销组织“新亚洲集团”引进中券资本,新亚洲集团的幕后老板是“传销大亨”郭建。二十多年前郭建从大陆去泰国开展传销事业,其人非常狡猾,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近年来,中国大陆很多打着境外公司招牌的传销项目,背后多是郭建一手策划操作的。

警方通报称,2015年12月以来,“新亚洲集团”先后推出中券资本、国盟资本、DB科融证券、诺亚方舟、精准策略等6个项目,在国内建立了二十多个大的传销团队,发展会员五十多万人,涉及全国25个省份,收取传销资金一百多亿元,有六十多亿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网络传销在国内也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通过百度搜索“3M软件系统”“互助盘直销系统”等关键词,便可见置顶的竞价排名广告,售卖的是一系列专业的传销系统管理软件——“会员管理平台”“资金分配平台”等,售价在5000元至35000元不等,每年会定期收一千五百多元的系统维护费。传销团队使用这些软件后,只需造势、拉人头即可从事传销业务。

2016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新型网络传销——微传销在我国的发展、危害及防治研究》,认为这是2013年以后传销的主要形式。报告中写道,这种新型网络传销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资标的、无实体机构,以高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饵,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

该报告作者、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武长海副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微传销涉及的金额和人数非常巨大,“这种传销没有根据地,上下线的联系都通过社交平台,如果没有人主动报案的话,很难发现”。

更令武长海担忧的是,这种新型的传销变种由于不限制人身自由,多在网络上进行,那些起初的受害者更容易变成组织者。他接触的一些受害者跟他说,以前算交了学费,但“认可这是一种挣钱的方式”。

(应受访者要求,陈龙是化名,天问和易铁是笔名)

(原标题:传销三十年:门派、话术与变种  摇摆机摇出一个江湖,净衣帮污衣帮南北分流)